清代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是清廷管理藏传佛教事务诸多政策措施中，意义最为深远、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成为此后认定达赖、班禅转世灵童不容更改的历史定制。金瓶掣签制的本质是加强中央集权，把决定达赖、班禅继任人选的决定权集中到中央政府，进而更加全面地体现清朝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也更进一步明确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从属关系。
【第八节】汉藏经济、文化交流
清朝对西藏和整个藏区的统辖治理是一个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的庞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清朝前期实行“以蒙治藏”、“政教分离”，到后期则转向“以藏治藏”、“政教合一”，在经济、文化方面也采取和推行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如一度繁荣的茶马互市政策，茶叶贸易政策和后期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贸易政策，蠲免赋税的休养生息政策，相对优惠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因俗而治”推崇西藏佛教文化政策，发展藏区文化教育、促进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政策等。这些对促进西藏和整个藏区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促进藏区与内地的交流交往，增进藏族与其他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清朝对西藏地方的主要经济政策措施
1．蠲免税赋的政策措施。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前，西藏上层贵族可以任意私用乌拉，无偿剥夺平民的劳动，劳动人民负担很重。1751年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以后，清廷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规定将农奴的部分无偿劳役改为有偿劳役，规定第巴所用的役畜每头每日须付雇价银1钱，民夫每日须付雇价银5分；庄园农奴的劳役，须付给一定量的劳酬；边界差役除了缴纳规定的正项钱粮，其他田地产差税一律不准征收。1792年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比之“十三条”更进一步明确，规定一律不准私用乌拉，派用乌拉要在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统管下层层严格控制，“今后各活佛头目等因私外出时，一律不得派用乌拉。因公外出时，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发给加盖印章之执票，沿途按照执票派用乌拉”。同时，撤销噶伦、代本、大喇嘛等的免役执照，“今后所有免役执照一律收回，使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对实有劳资者和确需优待者，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协商后发给免役执照；凡被征参军者，在兵役期一律免除差役，兵员出缺时，须将免役执照收回，从而改变了以往应征服兵役者自备粮秣、武器，一旦用完，即行潜逃的现象。规定应征兵丁每人每年发给粮食2石5斗，代本因有自己的庄园而不发薪饷，如本、甲本、定本分别每年发饷银36两、20两、14两8钱。这些规定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有利于稳定军心民心、守疆卫土。规定逃亡户的差税不得转嫁他人，逃亡期间免除一切差税，自返回之日起，重新派差征税；规定因天灾和战争造成减产的，减免当年租赋；豁免西藏全区百姓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所欠粮、牛、羊税等，折合4万余两白银。并拔库银4万两，用以救济因战争而流离乞讨的农牧民。要求用3年时间招抚流离农牧民，免派各项乌拉，恢复西藏经济，维护藏内稳定。这些规定和措施，直接减轻了西藏人民的负担，使西藏在战乱之后，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同时也维护和强化了清廷对西藏的统治。
西藏地方的主要赋税有：（1）田赋。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下籽种1克，交粮10克；中等下籽种1克，交粮7克；下等下籽种1克，交粮5克。（2）庄田租税。达赖、班禅所属庄园，每下籽种1克，年交5克至10克粮食不等，也可折价交银，每3克下籽种交银2两（合藏币13个零5分）。（3）家畜税。每头牛每两年交银钱半个；10只绵羊每两年交银钱1个；20只山羊每两年交银钱1个；养猪20头者，每年交猪1头。（4）商税。南部济咙、聂拉木两地不设关收税；尼泊尔商人在边境运销米者，每一包米抽取米1木碗，每年收税米百余石，具交商上；其他商品货到拉萨后，无论粗细，每包纳银元1个，一律按包计收。（5）柴草税。百姓每种13克籽种之地为1伙，每伙交草料银5钱，柴薪银8钱。（6）租赋。主要缴纳实物，各地不同。
（7）金税。西藏工布江达、阿里产金，每年收取一定量的金税。（8）布施。从川、青、甘、滇等地流入大量布施，这是寺院的主要经济基础之一，最多时达黄金88两、白银12063两。（9）关赋。西藏39族年纳贡马银391两，由驻藏大臣派人征收，不归地方财政。（10）中央王朝给达赖、班禅、其他高僧及政府高级官员的赏赐、俸银不计地方财政内。据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计算，上述收入中，西藏地方财政总收入合银约19．39万两。当然，基本收入多系实物，这个数字只是大概。西藏财政的主要支出有攒招费（大法会费用）、寺院酥油、茶叶、给僧人的赏赐、军费、留学费、铸佛费、医药费等，还要付达赖、班禅所需经费，总共支出约20．91万两白银，收支不能平衡。为此，清廷对西藏实行优惠政策，免除西藏地方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