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藏汉对勘工作，“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大体上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藏汉对勘，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对勘以汉文翻译的佛经，有汉文译本而无藏文译本的，则只列汉文名称，下注蕃本阙；
2．汉文藏文都有译本的，则注蕃本同；
3．凡汉藏都有译本的，注明此经题的梵文名称；
4．汉藏两种译本，经对勘注明品数多寡的不同；
5．指出汉藏译本不同的经名；
6．指明译文为摘译本，非全文；
7．通过汉藏对勘，发现与前人之说有所不同，则具体标出，以待再勘；
8．指出译本汉藏分类的不同；
9．注明藏本阙略的缘故；
10．凡不知所据何本无从对勘的，则予注明；
11．据藏文本勘察，认为其经可疑的，则经考察分析后，始收入大藏经中；
12．注明译自汉文的藏文本经典；
13．一些汉文佛典，对勘藏本，知某些论点相同，却无相同藏文译本者，则予注明。
第二步对勘察过的经籍进行排列编次，即所谓“科题总目，号列群函，标次藏乘，互明时代”。
将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以前所译经籍，按契经、戒律、对法（论藏）三藏分类，下列各项子目，即先分经律论，每类再分大小乘，明确所历朝代、有多少翻译家和译出哪些经典。同时，根据当时密教盛行，有大量密教典籍的实际，将密教与显教分庭并列。另外纠正对勘时的互相歧异，考察汉文不同译本的有无，著录当代新译的经典，拾遗编入不载于各家目录的译经和著述。
三、藏汉合作的丰硕成果
完成上述艰巨工程，只有深谙熟通汉文和藏文佛典的人才能胜任，并需要各族学者的通力合作、花费很多时间，方可实现。如前所述，藏汉两族学者长期以来都从事了大量的佛经翻译事业，但双方一般只记本民族文字的译经，在民族分裂、国家未实现统一的情况下，对于不同文字的译经文本，从经题到内容，缺乏相互了解和记载，只有到了元代，西藏地方纳入元朝版图，国家实现空前统一，才为藏汉之间这种大规模的文化合作和交流铺平了道路。
在元王朝的支持下，藏汉等民族佛学专家从1285年春至1287年夏，经过近3年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终于勘察清楚了藏汉两种佛教经籍译本的同异有无，编写出了一部藏汉对勘的佛教大藏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由江淮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入梓刊行，流布于世。它是藏汉等族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们友好合作的智慧结晶。
据元人赵璧所撰《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至元录》汇集至元以前所译佛教典藏，共1440部，5586卷。苏晋仁先生认为，“这部目录上继《开元释教录》及宋、辽、金刊刻的大藏目录，下开明代《南藏》《北藏》及清代《龙藏》，是有元一代一部有代表性的目录”。
大德十年（1306年），曾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将它刊入《碛砂藏》中。《至元录》对藏族地区佛教文化也有过重要影响，清代乾隆中叶，蒙古族学者工布查布曾择译它为藏文，作为其所著《汉地佛教源流记》的最末一章。这部佛教大藏经目录，将汉藏文佛教经籍译本进行全面系统的对勘，判别同异、精加辨质，“言简意密，文约义丰”，同时补载经题梵名，显密经典并列，多有改进创新，在佛经翻译史上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后人研究佛学和佛教史，乃至研究梵文和中印藏古代文化等，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学术资料。
元代进行的这次大规模的藏汉佛教经籍对勘活动，是多民族学者智慧、协作的体现，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凝结着他们长期辛勤劳动的心血。藏汉两族及其他民族学者自始至终亲密合作、相互切磋，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表现出和同一家的兄弟情谊，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