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有噶瓦拜则（祥积）、焦若·鲁坚赞（龙幢）、祥·益西德（智军）、毗卢遮那等。从印度等地来藏的佛教大师寂护、莲花戒等，都主持过桑耶寺的译经事宜。所译经典内容，除显宗外，还有密宗典籍。此后，赤德松赞继任赞普后，继承赤松德赞的事业，大力扶植和发展佛教，翻译佛经，并主持厘定文字，确定翻译的三大原则和四种方法，亲自以诏命颁布。元皇庆元年（1312年），仁宗皇帝邀请西藏那塘寺格西恰喀巴拔希等人到蒙古地方传教，取得元朝的支持，遂提供笔墨纸张，由迥丹热赤、洛赛绛曲益西等上师共同把前藏、后藏、阿里等地藏文经典手抄本收集在一起，按《甘珠尔》和《丹珠尔》分类编排，认真校对。后由迥丹热赤编写出《甘珠尔目录太阳之光》，由洛赛绛曲益西编出《丹珠尔简目》。后根据这两部分目录的次序，汇编、抄写出一套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存放于那塘寺，称为“那塘手抄本大藏经”，其大藏经目录称之为《那塘目录》。元至治二年（1322年），西藏夏鲁寺名僧布顿·仁钦朱（1290—1364年）写成著名的《佛教史大宝藏论》，该书第三部分详列出那塘寺大藏经的《甘珠尔》《丹珠尔》总目录。从元泰定五年（1328年）开始，蔡巴·贡噶多吉在《那塘目录》的基础上，用20年时间将蔡公堂地方的译经收编成《新造佛说甘珠尔目录》，简称《蔡巴目录》。后由布顿大师对此首次校勘、修订，编出《大藏经目录》，成为编纂《大藏经》的蓝本。藏文大藏经共分甘珠尔、丹珠尔、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经、律和密续三个部分，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和律；丹珠尔又名论部或论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等民族高僧用藏文所写有关佛学论著。藏文大藏经卷帙浩瀚，现存德格版《大藏经》共收入4673部，除佛教经、律、论三藏内容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医算、医药、工艺等知识，可以说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其中，属于密宗的经文、仪轨和论藏等，多数为汉文大藏经所无，故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看重。
二、共勘经籍情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版图辽阔的大元帝国后，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即给予高度关注。在宗教政策上，积极尊崇藏传佛教，对于汉传佛教、道教等也采取不排斥的保护政策。忽必烈即汗位后，即请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他灌顶授法，“建元中统，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到1270年，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
同时设置帝师制度，对藏传佛教极端崇信。在忽必烈之前，蒙哥曾派僧人海云掌释教事。忽必烈即位后，以大都弘法寺大藏经板历年久远，命人校正讹谬，鼎新严饰，加以补足，并曾印此大藏经36部，分遣使者赐给外邦他国，可见他对汉地经教也十分重视。
但藏汉两地佛教经籍，因文字翻译、理解上的差异，出现内容上的不同。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天，忽必烈因“见西僧经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土名德对辩”。他在宫中经常召见藏僧或汉僧问讯咨询，发现两者在教理和仪式上有所不同，于是产生怀疑，提出双方所根据的大藏教典是否相同，藏汉两种不同文字的佛典是否一致，“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要求勘察考核，以期明了。因此，“特旨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诏谕下，于大都大兴教寺，集各方学者开展了勘校汉藏佛典异同的工作。
据苏晋仁先生的考证研究，参加这次勘校工作的人员，有政府官员5人，多为畏吾儿人，通藏、维吾儿语，且有很高的汉文造诣，担任解释显密教义、翻译西蕃语或执笔的工作。印度、西藏、北庭都护府名僧10人，皆为精通五明的班智达（大学者），负责讲释显密二教，担任校勘、译语之证义工作。其中藏族7人，多为八思巴弟子，有的甚至是亲属，如达哩麻八罗阿罗吃答，即八思巴之侄白兰王恰那多吉之子，任大元帝师。汉族法师15人，皆为大都等地佛教名刹高僧，其中庆吉祥等7人是有封号的大师，他们分别负责编修、执笔、校勘、校证、证义等工作，庆吉祥则总集全书，相当于总编。
勘同工作所依据的经籍，汉文佛教典籍主要是宋开宝年间（968—976年）刊刻的大藏经，即《开宝藏》，因它以唐代释智旱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为根据，故以《开元释教录》为汉文佛教经典的主要依据，并以此后翻译收录的四部法本为补充。这四部是唐代释圆照撰的《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宋代赵安仁、杨亿撰的《大中祥符法宝录》，宋代吕夷简等撰的《景佑社新修法宝录》和元代的《弘法入藏录》。另外，还收录了一些当时流布而不见于以上四部目录的佛教译本和著作。藏文译本方面，因参加对勘的藏族大师都是萨迦派传人，所以主要根据《那塘目录》，以西藏萨迦寺收藏的藏文经典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