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布顿派，又称夏鲁派，源于后藏的夏鲁寺。夏鲁也是卫藏十三万之一，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于至元二年（1265）返藏，娶夏鲁万户家的女儿，生达玛巴拉。达玛巴拉（1268—1287年），《元史》作“答耳麻八剌剌吉塔”，至元十九年（1282年）任元朝第三任帝师，曾在朝廷向皇帝讲述夏鲁万户的情况，皇帝赐给夏鲁大量财物和世袭万户的权力。故夏鲁万户长又被封为“古尚”，即萨迦首领的舅家。在各万户中，夏鲁万户是萨迦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与元朝的关系极为密切。该辖区的夏鲁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县东南的丛堆区，始建于北宋元佑社二年（1087年），14世纪中叶，元朝曾派工匠入藏扩建，现存大殿具有典型的汉藏合璧风格。
大殿共两层，一层为主殿，是僧人集会处，供有释迦牟尼及其八大弟子塑像，二层有正殿、配殿和前殿，殿堂用琉璃瓦覆顶，完全是汉式建筑。整个寺院为汉式四合院形布局，中线分明，左右对称。这种汉式布局和元代木质建筑、使用琉璃瓦等特点，在西藏佛教寺院中是不多见的。另外，元朝历任帝师还多次给夏鲁寺颁给法旨，予以褒护，也体现了与元朝的亲密关系。
元朝皇室与藏传佛教各派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仅促进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交往，而且大大促进了民间的往来，密切了广大藏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与交流的空前增强，进一步形成传统的联系纽带，将广大藏区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一直延续至今。
【第六节】藏汉学子共勘佛经典籍
自汉唐以来，汉藏两族人民在文化上交往不断，特别是通过佛教联系，使这种交往进一步密切，不仅拉近了藏族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距离，而且为沟通中印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佛教文化成为我们伟大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发生在元朝的藏汉学者共勘佛教典籍的活动，是一座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凝结着汉藏学者的湛深智慧和长期不懈努力的心血。这次活动始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结束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夏，历时近3年，在元王朝的主持下，藏汉等民族佛教学者对藏汉两种文字的佛教经典，进行了全面校勘。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学术探讨，也是藏汉佛教文化的总结和交流，是藏汉民族团结合作、和睦友好的象征。
一、汉藏译经概况
佛典的汉文翻译，最早可上溯到2世纪中叶东汉的桓帝、灵帝时代，当时在长安、洛阳等地已有佛经流布。三国时期，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活动，译出《无量寿经》等多部大乘经典；在吴国，有支谦等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118卷，另有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隋唐时期，佛教更加兴盛，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当时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唐代，佛教臻于鼎盛，唐太宗李世民曾于长安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活动。玄奘、义净等不少僧人去印度游学取经，也有不少国外僧侣、学者来华传教译经。著名的玄奘法师从贞观十九年（645年）从印度返归长安后，直至麟德元年（664年）去世，先后住居长安弘福、大慈恩、西明、玉华等寺，致力于译经事业20年，仅他一人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始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五年（983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年）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译经规模空前。据统计，“自东汉永平十年（67年）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华僧人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佛典的藏文翻译，始于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史载松赞干布执掌政权后，派吞米桑布扎等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吞米学成归来，始创西藏文字，并用藏文翻译部分佛教经典。当时参与译经的有印度等地僧人，也有汉地的和尚。8世纪时，赤松德赞倡兴佛教，兴建桑耶寺，并在桑耶寺创办译场，分别从汉、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并编定目录，命译师噶瓦拜则等人，将存放于旁塘噶迈宫殿的翻译经文，按照8个音节为一颂、300颂为一卷，编集成第一部藏文佛经目录，称之为《旁塘目录》；将存放于今西藏扎囊县桑耶区钦浦宫殿中所译佛经目录及藏族学者的论著，收集编成《钦浦目录》，成为吐蕃第二部佛经目录；以今西藏山南东塘丹噶宫所藏佛经为主，进行分类、分卷、分章，编成《丹噶目录》。是为“吐蕃三大编经目录”，从而形成藏文大藏经的雏型。当时，出现了一批藏族佛经翻译家，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