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王寺庆安塔。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元廷追封他为“大觉善慈广照无上帝师”。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桃顼曾书《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简称《胆巴碑》，是公认的书法珍品，流布甚广。碑文赞扬他“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德业隆盛，人天归敬”。并云当时上至皇帝、太后，下至诸王将相，皆从受戒法，执弟子礼，认为“西蕃上师至中国不绝，操行谨严、具智慧神通，无如师者”。
从以上几位具有典型性的藏族僧职人员的事迹可以看出，元代西藏纳入祖国统一家庭后，藏传佛教僧人在祖国内地的活动频繁，积极传播藏传佛教文化，文化交流极为密切。同时，不少高僧任职京师，协助元朝加强对藏族地区的统治管理，为增进民族间的政治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节】元朝与藏传佛教其他各派的关系利用藏传佛教维系藏区稳定、实施有效统治，是元朝的一贯策略。除萨迦派外，元朝还与噶举派、宁玛派、觉囊派、布顿派等都有过交往和联系，尤其与噶举派的几个支系关系更为密切。在与这些教派的交往中，同样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增强了政治、文化联系。
一、与噶举派的关系
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派是藏区一个很有影响的教派，该派的黑、红帽系均源自元朝王室的赐封。宋绍熙四年（1193年），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于西藏楚布寺圆寂。11年后的宋嘉泰四年（1204年），噶玛拔希出生于康区止垅丹巴却迥地方的一个贵族家庭。他11岁出家，潜心于佛法修学十余年，终成噶举派一代高僧，住持楚布寺。宋宝佑社元年（1253年），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途经康区，看到噶玛噶举派在康区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噶玛拔希又出生于当地豪门望族，遂派人到楚布寺召请他。不久，噶玛拔希与忽必烈会面于川西北的绒色都（今四川阿坝州大、小金川一带），忽必烈希望他能长期随侍左右，但噶玛拔希因忙于传教活动，婉言拒绝，从这里北上，去今甘肃张掖、宁夏灵武一带传教，并在宁夏内蒙交界处建立吹囊朱必拉康庙（即显化寺）。3年后的南宋宝佑社四年（1256年），噶玛拔希应蒙古大汗蒙哥派金字使者召请，去库尔图城（即开平，今内蒙古的多伦）谒见蒙哥。蒙哥封他为国师，赐给金印和大量的白银财宝，并特赠一顶金边黑色僧帽，此即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名称的由来。此帽一直存放在西藏楚布寺，是该派的珍贵文物。噶玛拔希在蒙古传教建寺。一直信仰景教的蒙哥、阿里不哥等对他十分崇信，改信了藏传佛教。蒙哥还听从他的建议，废止了将战俘抛入河中淹死的酷刑。
宋开庆元年（1259年），元宪宗蒙哥卒，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战胜了与他争位的弟弟阿里不哥。忽必烈想起以前噶玛拔希不愿留侍身边的旧事，又怀疑他曾帮助过阿里不哥，于是将噶玛拔希拘押，按《红史》所记，当时曾对他施用火烧、水淹、用兵器砍、头上钉铁钉等酷刑，据说对他都没有造成伤害，相反，大风骤起、雷电交加、降下冰雹、瘟疫流行、灾异迭生，于是“王臣俱生悔，祈愿噶玛拔希原谅”。实际上，忽必烈考虑到噶举派的影响，从稳定大局着想，没有杀害他，将他流放到南方。元至正元年（1264年），忽必烈查明噶玛拔希在内地的活动主要是传播佛教，并未参与蒙古王族内部的权力纠纷，为了大局，答应了他回藏的要求。噶玛拔希返藏，途经甘肃临洮和青康等地，辗转8年，到处讲经收徒，广泛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回到西藏后，曾利用元朝政府赏赐的大量黄金，扩建楚布寺，塑造了该寺著名的镀金铜佛像。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思巴返藏后，曾专程到楚布寺拜会他。后来，噶玛拔希的弟子邬坚仁钦巴应忽必烈之召，到大都（今北京）为忽必烈做过时轮灌顶。至元二十年（1283年），噶玛拔希在楚布寺圆寂后，被认定为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的转世，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先河，并由他起，因元朝蒙哥汗赐黑色僧帽，形成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噶玛拔希长期在康区以外的甘、宁、青一带地区活动，在客观上进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与元中央王朝的联系，将藏族文化传播到祖国内地，增进了藏汉等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