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帝师地位崇高，但帝师制度毕竟是元朝出于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兴隆政治而达到统一边荒的目的，特别是为了统治藏族地区的需要，为了稳定对藏区的控制。在思想文化上，利用帝师，更多地依靠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族文化，为蒙古统一中国提供思想理论根据。因此，帝师制度是一统治措施，帝师依然是元朝中央政府中的一员，仅是皇帝在佛教方面的老师，所协助管理的主要为宗教事务。从历任帝师的身份看，帝师制度的建立，是元朝政府鉴于藏族地区人们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实际，利用佛教上层进行有效统治的一种重要措施，在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从历任帝师颁给吐蕃地方的15件藏文法旨看，主要颁给乌思藏宣慰司或与其相关的机构。因此，帝师制度对乌思藏地区的行政管理所起作用最为突出。法旨的行文格式中，皇帝与帝师的君臣关系明确；法旨内容，一般遵奉皇帝圣旨或秉承皇帝旨意，或重申圣旨内容。其作用主要在佛教事务方面，一般是依圣旨免除个别寺院的差税，重申寺产不受侵犯的特权，个别任命地方官员的，则完全依照圣旨再行任命，也就是说主要官职的任免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帝师只有举荐，并无权办理任命事宜。归根到底，帝师只是皇帝封授的中央高级官员，它与皇帝的君臣关系始终没有改变。
三、帝师制度的文化影响
帝师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使藏传佛教文化在祖国内地广泛传播，对建筑、美术、工艺、文学、地理学、历法、佛经翻译等都有过重要影响。在帝师的主持下，藏式佛塔、佛像、壁画等不断传入北京、五台山、上都等地。据《元史》卷30《泰定帝本纪二》记载，仅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诏帝师命僧修佛事于盐官州，仍造浮图二百一十六，以魇海溢”。始于八思巴每年二月十五日的所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的佛事活动规模空前，逐步演变成全民性的宗教节日。在元代，内地塑摩诃葛剌像，修摩诃葛剌法等极为常见。皇帝起居出行、生老病死，凡遇军国大事，出现雷击、天旱、海啸等自然现象，都一般祈求帝师护佑，做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特别是宫廷内部佛事名目极多，据《续弘简录》卷41“杂行”条记载，“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仅有百二，至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足见元代宫廷藏传佛教之盛行。编印于元代、至今流布于台湾等地的《大乘要道密集》中，收有萨迦班智达、扎巴坚赞、八思巴、帝师贡噶坚赞、布顿大师等人的著作数十篇（陈庆英《元代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在元朝将众多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后，为了消除和减少民族间的语言文字上的隔阂，供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可以用来拼写蒙古、汉、畏兀、藏等语言，是我国历史上试图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和用拼音字母记写汉语的尝试。因此忽必烈称八思巴蒙古新字为“国字”，曾多次以行政命令推行，“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遣百官子弟入学”，并“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要求敕宗庙祝文书、虎符、奏目文册、各种印文以及钱币等皆用八思巴帝师所制蒙古字。因而从忽必烈时期开始，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匾、碑刻、钱币上确实广泛使用过八思巴字。以帝师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祖国内地的广泛活动，不仅使世人对神秘的青藏高原和藏族历史文化有了了解，同时内地的中原文化对藏族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藏族时轮历原以“望宿”纪月，从八思巴开始，元朝的“霍尔达”（蒙古月）历法传入西藏，确定正月为岁首，以数字纪月，并用中原皇帝年号纪年，这都是国内各民族间历史文化交流的见证。
【第四节】元朝治藏的僧官制度
元朝政府的人事进退制度，分为4个系统，即管理政治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管理监察的御史台以及管理宗教和吐蕃事务的宣政院（前身总制院）。其中，宣政院由于所管理的事务和所管辖地区的特殊性，其管理人员“僧俗并用”，从而实行僧官制度，这是藏区政教合一制度的一种体现或起源。
12世纪末以后，佛教开始在蒙古民族中传播。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队攻灭西夏、用兵青藏，与藏传佛教有了更多的接触，尤其萨班、八思巴等藏族高僧在元朝王室的活动，使藏传佛教在中原内地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八思巴任元廷帝师后，奉命掌管全国佛教，兼领藏族地区的政教事务，地位崇高，满朝公卿文武皆对其顶礼膜拜。忽必烈亲自3次接受八思巴灌顶传法，以后各代帝王，皆恪守尊崇佛教的祖训，登基之前，须拜依帝师受戒，然后才能即位。“他们即位后又广建寺院，厚赐僧侣，刻印佛经，创设僧司僧职，使朝野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帝师以下，元朝还对一些藏传佛教高僧授给“灌顶国师”“三藏国师”“三藏法师”“司空”“司徒”“大司徒”“国公”“功德使”“总统（或总摄）”等名号，国公以上一般赐给金、玉印章。故后人评说“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在这种氛围下，元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