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额。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八思巴返回西藏时，忽必烈又派遣阿衮、弥林等3位官员入藏，在萨迦政权第一任本钦释迦桑波的协助下，再次较大规模地清查了卫藏、阿里、多康等藏区的人口和土地面积，弄清卫藏实权人物的人口和资源。在此基础上，元廷明确划定了藏区各割据势力的地界范围和人口数量，给各首领给予“万户长”、“千户长”等名称，正式确立了由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统辖的万户府和千户所制度，形成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正式将西藏地区作为当时全国的11个行省之一进行管理。此后，元廷又于1287年和1334年进行了两次补充调查，根据人口和资源的变化状况，重新确定各地的税收和差役制度。元朝通过以上户口和资源状况的清查，明确规定了各地供应驿站的物资品种和劳役数量，以作为西藏对国家承担的义务。元朝在规定藏区的纳税方式上，注意了藏地土地贫瘠、民众贫困和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实际，主要规定各万户对驿站管理人员以及过往公差和游历青藏高原各王公贵族的差役和供给，防止了萨迦派运用经济手段膨胀其实力的可能。为了保证驿站的畅通，元廷有时也从国库拨银赈济部分驿站的费用和所属民众。同时，为了笼络宗教界上层，阔端、蒙哥和忽必烈都曾颁发过优礼僧人的诏书，除免除僧人的兵差、赋税、劳役外，还规定各级官员、军队和过往使者不得借宿寺院，不得侵犯寺属财产等，从制度上保证了僧人的优越地位。
四、设立驿站，联通中原与西藏的交通
元初，始于唐代的唐蕃古道经400多年的分裂战乱多被废弃，藏族的卫藏等腹心地区与祖国中原内地之间一度几乎失去联系。元朝为了实施对藏区的有效统治，很早就注意了中原到西藏之间交通通讯线路的开辟。1260年，忽必烈称帝，封八思巴为国师，将西藏十三万户作为其供养地。同年，忽必烈派遣大臣答失蛮率军进藏建立驿站，要求“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险易、村落多寡，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依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路上所需各种物品，俱由御库官员拨给”。
答失蛮奉命从安多经康区入藏，最后到达后藏萨迦地方。他每到一地，召集当地僧俗首领分发赏赐，宣读皇帝诏书，考察驿站线路，并了解藏区情况，为朝廷制定治藏策略提供依据，同时根据各地物产和人口状况，确定了为驿站提供给养和役使（乌拉差役）制度，为元王朝在藏区的施政铺平道路。这次答失蛮的西藏之行，从汉藏交界地带到西藏萨迦，元朝共建立27个大驿站，即朵堆（甘孜、昌都）9站，脱思麻（即朵麦，今甘肃、青海）7站，卫（前藏）7站，藏（后藏）4站。在各大驿站之间又设立了若干个小驿站。规定沿途居民，负责传送公文，供给马匹，为往来官员供应食宿。
驿站的建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驿站是元朝在西藏地方充分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为西藏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交通基础，成为元朝政府在藏区推行政令的政治纽带，通过这一纽带，藏区的各种信息能较及时地传递到朝廷，而皇帝的圣旨和中央的旨意能及时地下达到藏区各地。同时，这些驿站将藏区和祖国内地连为一体，成为藏区和内地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通道。许多史料表明，这些驿站建立后，藏区各地前往大都朝觐办事的僧俗人士和行走于两地间的商贩络绎不绝，朝廷派往藏区的使臣以及到藏区朝拜游历的王公贵族不绝于途。长期以来形成的藏区与朝廷之间的贡赐关系和经济贸易活动得到恢复，从而也大大促进了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友好关系。特别是众多的藏族僧侣依靠这条通道将丰富多彩的藏族佛教文化不断传播到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而汉蒙民族的传统文化也经这条通道传入藏族地区，对藏族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加深了蒙藏、汉藏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拉近了双方民族间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五、掌握司法，受理诉讼，调处地方矛盾和纠纷
元朝在藏区除建立萨迦政权，兼管军务和民政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外，宣政院还派出分院院使，协助处理藏区重大事务，并经常派去金字使者，传达皇帝圣旨和宣政院的命令，当时驻守青海的镇西武靖王对藏区具有领有权，也向卫藏地区派出官员，这些重叠交叉的驻藏机构和官员组成盘根错节的官僚机构体系，围绕维护萨迦政权的权威，行使政治大权，受理各种诉讼，调处民间纠纷和地域冲突，甚至动用武力镇压。据《朗氏家族史》记述，帕竹万户长绛曲坚赞为索回被雅桑万户强占的土地，1325年告状于萨迦政权，前后诉讼长达20多年。期间，萨迦政权的几位最高行政长官萨迦本钦、宣政院派到藏区判案的司法官员、元廷派来清查户口的官员、宣政院设在卫藏的分院院使、号称有权管辖藏区三地的白兰王、从大都回藏省亲的帝师及其随员、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都元帅、镇西武靖王及其派驻卫藏的官员、入藏传诏的金字使者等，均曾参与调处劝说，阻止帕竹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因此，可以明显看出，元王朝通过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