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年间，熙河路每年买得马匹达2万匹，是北宋初年从全国范围市马总数的4倍，成为买马最多的路。所买之马大都来自解吐厮罗吐部。为了保证与解吐厮罗吐部茶马贸易的正常顺利进行，宋朝给予了各种优待和便利，如在买马场一旦选中所买马匹，即按应请茶数出给凭证，赴卖茶场支茶等，以经济上的优待保证了战马来源。元符二年（1099年）宋军入河湟，次年把熙河路的存茶全部集中到湟州，专市青海马。崇宁二年（1103年），宋朝以湟州为青唐一带蕃马的主要来路，“部族甚众，商贾通行”，“非茶马无以招集汉蕃人族”，遂置湟州茶马司，卖茶买马，将茶马互市市场进一步西移至河湟。
三、茶马贸易的历史意义
宋朝的茶马贸易，是朝廷在川、陕、甘、青连接吐蕃等族的特定区域内直接垄断经营的一种经济活动。所设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川、秦茶马之政，分茶司和马司，其机构独立于地方，直属中央，首脑由中央直接委派。卖茶场和买马场的官员则由茶马司委派。茶马司统一经管榷茶买马事宜，地方官员不得“越职受理”。中央直接经管，在军事上为了保证朝廷对战马的需求，以及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但茶马贸易又不同于一般性的经济行为，不以追求商业贸易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政治上则通过这种经济手段实现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控制，即通过互通有无的茶马贸易，满足双方需求，协调民族关系，维系边境安宁，从而加强了宋朝同吐蕃等兄弟民族在政治上的友好合作。马克思主义认为，生存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而人们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解决衣食住行问题。汉藏两族在开展茶马贸易的同时，不断丰富交易内容，藏族的牛、羊、乳香、犀角、象牙、玉石、皮毛、毡毯等土特产，内地汉族的绢、帛、盐、布、麻、酒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成为交易物。汉藏两族人民正是通过这种经济交往，互为依赖和补充，满足了双方对一些生活资料的需求，并在交易过程中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因此，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交流，是维系和促进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关系的重要物质基础。
茶马贸易还带动了其他各类商品的交换，使汉藏民族在经济上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依赖和支援，促进了汉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茶马贸易对于以畜牧为主的吐蕃人来说，马和其他畜产品有了销路，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叶和大批绢帛、布匹等输入牧区，又改善了牧区人民的生活。茶马贸易对于从事农业的汉族人民来说，不仅得到了马、牛、羊等畜产品和吐蕃人民特有的土特产，丰富改善了日常生活，而且茶马贸易所开辟的广阔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汉族地区茶叶和纺织业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茶、绢生产发达，盛而不衰，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并且从宋代开始的茶马贸易亦为后代所继承，一直成为两族人民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活动，藏汉人民之间生产、生活上互相依赖、支援的局面进一步形成，成为汉藏等族人民长期经济交往，促进友好关系和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
汉藏茶马贸易为藏族后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创造了条件，做出了贡献。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其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宋代的茶马贸易，也是中央王朝同藏族地区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政治上进行羁縻统治的一种措施和经济条件。用茶购买羁縻马制度的实行正是这种政策的表现形式。“羁縻马”是指产自四川境内汉源、宜宾一带不适合骑兵作战需要的低劣马。宋朝购买这种马的目的，主要是从经济上安抚少数民族，保持边境安宁。宋朝对甘、青、川等地区吐蕃分散部落同样进行羁縻统治，以茶马贸易为纽带，加强政治、经济联系，在北宋比较顺利地在甘、青藏区建立了直接统治，使不少当时的吐蕃首领率部归附宋朝，或隶属于宋朝的统治。这些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茶马贸易促进了藏区与祖国内地交通的发展，贯通川、甘、青地区的茶马道为后来的驿道、贡道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汉藏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为元代整个藏族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管辖，使藏族成为我国多民族国家成员创造了政治、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