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而且通过贸易交换等方式，扩大了同祖国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11世纪中期，这种交换发展成为茶马贸易，并形成一种制度，成为汉藏两族人民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
唐代茶叶传入吐蕃后，其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为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藏族人民所青睐，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逐渐饮茶成风，嗜茶成性，到宋代已是“不可一日无茶”，茶叶成为饮食中的必需品。宋朝立国中原，为了防御西夏、契丹的进犯，又需大量的战马充实国防，所以特别重视马政，而战马来源主要靠从西北甘、青高寒草原牧区进口。双方需求的不断增大，原来的贡赐关系远远不能满足，从而为汉藏茶马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贾大泉先生的研究，宋代茶马贸易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宋朝的财政困难和禁止铜铁钱币出口的政策。据零星资料统计后估计，北宋时期每年向吐蕃等族买马总数大约不少于3万匹以上，一匹马值30贯，一匹绢约值1贯，也就是说30匹绢才能换1匹马。每年买马3万匹，就需90万匹绢，若全部用绢换马，就要占去赋税纳绢收入总数的一半。如果用钱币买马，年需90余万贯。而北宋每年铸铜钱数，“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万贯”。此后基本上保持每年铸钱一百多万贯，只有熙宁时期岁铸铜钱“五百六万贯”，达到了最高峰。
显然，用绢易马或用钱币买马，对于积弱积贫的宋王朝都是难以承受的。而宋代，中原地区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宋代文献记载统计，北宋嘉佑社（1056—1063年）初年，东南地区年产茶叶2300多万斤，元丰年间（1078—1085年）四川地区年产茶叶3000万斤。
据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的研究，宋代人口的最高记录，是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共2000万余户，4600多万口。
按此推算，北宋时期每年人均茶叶产量在1斤以上，按照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每人年消费量平均不过半斤，宋朝境内所产茶叶一半或大部分必须外销，才能维持茶叶生产的正常进行，也就是说每年要有3000多万斤须销往其他地区，这就刺激了宋代的茶叶贸易。宋朝政府为了保证财政和军事需要，鼓励商贾将茶叶运往西北等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出售，当时的解吐厮罗吐政权辖区是宋朝销售茶叶的巨大市场之一。同时，西夏、契丹在与宋朝的长期对峙关系下不可能将战马输入宋朝，反过来威胁自己的安全。这样，解吐厮罗吐辖区成为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地。双方的特产和需求，都为宋代汉藏茶马贸易创造了特殊的社会环境。
二、茶马贸易的基本情况
北宋真宗时（998—1022年），宋朝在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设置了不少买马场，购买沿边吐蕃等族的战马，并建立招马制度，敕令沿边长吏差遣牙校入蕃招买，给路券送至京师估马司定价。
当时除用茶叶支付马价外，也用绢帛、铜钱等支付马价，并非完全意义的茶马贸易。这种买马制度，须将马匹从西北边远地方赶到京师，路途遥远，且收购的马匹缺乏严格挑选，绢帛、铜钱数额巨大，政府又不堪承受。因此，不如派人就地置场专买，或“招募蕃商，广收良马”，更为奏效。
遂在嘉佑社五年（1060年）后，这种大批招收马匹的方式停止实行。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神宗采纳王韶的建议，先后收复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南迭部）、宕（今甘肃宕昌）等州，幅员两千里，收抚蕃族三十余万帐。王韶建议朝廷运蜀茶到熙河地区卖茶买马，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川、秦地区的茶马贸易事宜。熙宁三年（1070年），首先在古渭寨置场市易，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帅司干当兼领市易事。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王韶奏请朝廷用官钱在秦州置市易司。七年，在秦州正式设置都大提举熙河路买马司，在成都设置都大提举成都府路茶场，分管榷茶买马事宜。宋军占熙河后，又分别在熙州、河州、岷州一带置场市易，招募汉、蕃商人前往经营贸易。都大提举茶马司从四川榷茶，运茶至熙河，官营茶叶易马事宜，从原来的用绢帛、金银、钱币、茶叶相兼的商品交换方式，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茶马贸易，正式确立为一种制度，规定“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茶马市易，由官府垄断，直接经营，遂成定制。据《宋会要·食货》统计，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在秦州、泾州、熙州、原州、阶州、通远军等地共设置50多个卖茶场，将从四川地区运来的茶叶，按官价出售，筹集买马经费。后又在秦州、熙州、通远军、岷州、河州、德顺军、湟州等地设置了买马场，进行茶马贸易。据文献记载，自宋朝在甘青地区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后，每年从四川运到熙河地区的茶叶达4万余驮，即400万斤以上，以保证易马需要。
因青唐蕃马来源充足，是宋朝的主要进马区，仅在熙河地区每年购买吐蕃部族的战马多达1．5万匹以上。到哲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