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进行陶器制作、纺织、皮革加工、石器加工、木器加工、冶铜等原始手工业状况。
二、汉唐屯田河湟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于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置护羌校尉，开始对西部羌人行使管辖权，并通过移民、筑塞置亭等措施，使汉族势力向河湟逐步渗透。汉宣帝神爵初年，西汉在赵充国平羌胜利的基础上，将金城郡原所辖6县扩至13县，新设7县，其中在河湟的有允吾（治在今青海民和县下川口）、破羌（治在今青海乐都县老鸦城）、安夷（今青海平安县境）、临羌（治在今青海湟源县城东南）、河关（治在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等，并移郡治到青海境的允吾，从此河湟流域地区正式纳入中央封建王朝的郡县体系之中。西汉王朝为保证西部边疆长久安宁，采纳赵充国提出的《屯田策》，“顺天时，因地利”，“罢兵屯田”，从临羌（今青海湟中多巴）至浩门（今民和享堂）一带开垦土地两千顷以上，兵士分屯各要害处垦田。同时，修水渠，缮驿亭，架桥梁，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共同开发和繁荣了河湟地区。后来，随着两汉移民屯田政策的推行，汉族人口不断增加，内地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陆续传入河湟，河湟两岸出现灌溉农业，土地所有制、赋税制度等与中原逐步趋同，社会形态跃入封建社会。
西晋建国，青海东部相对安宁，中原难民多来此避难，人口不断增加。此后，前秦、后凉、南凉、西秦、北凉等政权相继统治河湟，连年战祸使这里的生产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其中，南凉王国建都青海，一度“劝课农桑”，恢复经济，河湟曾是河西陇右地区最为繁荣的地方。隋初，在河湟设鄯、廓两州。唐袭隋制，开发河湟，陇右道署衙一度设在鄯州（治今青海乐都），陇右节度使一直驻节鄯州，河湟属陇右中心地区之一，这里是青海境内政治、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地方和祖国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隋唐都曾在河湟屯田，尤其唐代，“在青海河湟地区的屯田达到空前规模，盛时屯田总面积达五六千顷，最高产量曾达到百余万石”。据《通典》卷2《食货》所载，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屯田收入总数为131．396万石，尚不及高宗末年河湟地区屯田岁入的1／2。可见，河湟地区在当时是全国最富庶地区之一。经济繁荣带动了人口增长，仅青海境内鄯、廓两州达5万余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05％。
三、吐蕃势力东渐，汉藏共同开发河湟
安史之乱后，河湟没入吐蕃。自此直至五代，河湟战乱不息，农牧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吐蕃为加强其统治，在河湟、河西地区一度采取军队驻屯和移民政策，并对河陇汉族采取融合、同化政策，根据其统治下的汉人的具体情况，有些没为奴婢，有些委以“舍人”等职，为吐蕃所用。大部分按吐蕃制度组编成部落，委任降附的唐朝官员或当地的士绅进行管理，按部落征集赋税和徭役。《因话录》中载，吐蕃“每得华人，其无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当时，河陇地区汉人“衣胡服习胡语”，在吐蕃强制下普遍吐蕃化了。唐长庆二年（822年），唐使刘元鼎入蕃会盟，途经河湟龙支城时，“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
经刘元鼎私下秘密询问，知道这些人是迁自丰州（今陕西府谷）的汉人。
据《新唐书》等，没入吐蕃的河湟人，按照吐蕃的规定，只有在每年初一正岁一天祭祖时，才穿戴唐朝的汉人衣冠，以“不忘汉仪”。祭祀完毕，则“号恸而藏之”。他们居河湟间，世相为训，心不离汉，说明河湟汉人对吐蕃的强制同化多有抵触情绪，但事实上已被吐蕃化。吐蕃王朝崩溃后，部分驻屯军和移民都成为当地居民，他们与吐蕃其他民族一起，为共同开发河湟做出了贡献。
解吐厮罗吐政权建立后，采取联宋抗夏的政策，河湟社会相对稳定，安定和平的环境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主要开发措施是：
（一）实行屯田。11世纪，宋朝安置泾水、渭水上游、洮河、岷江流域等地区的藏族，推行寓兵于民的屯田戍边政策，由政府划拨土地，免税耕种。据文献记载，宋将王韶在今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大量开拓土地，招纳30多万吐蕃人从事垦种农耕。熙州（临洮）、河州（临夏）一带原有已荒芜的农田，经过宋朝屯兵营田，基本复种，至11世纪70年代，已开拓土地方圆1200里，粮食实现自给。崇宁年间，北宋势力进入河湟地区，宋朝边将赵隆、何灌先后经营河湟，进行屯田，开渠引水，灌溉闲田，并从河州等地招募人丁来这里耕种，一度衣食赡足、供输丰厚。
（二）保护农耕。据文献记载，宋将王韶在解吐厮罗吐辖境与北宋交接地带的临夏、临洮一带曾招纳30多万吐蕃人开拓土地，从事农耕，春秋两季派军队保护耕作和收获，禁止附近汉族购买拨给吐蕃人的土地，勒令退还已买土地。宋朝还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