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吐厮罗吐政权的主要人物除了接受宋朝的官职封赐外，还有不少人接受宋朝的赐姓命名。据祝启源先生汇总的解吐厮罗吐家族世系表，其家族中有21人被赐姓赵或以“赵”姓命名。宋灭解吐厮罗吐政权后，汲取历代皇朝“有其地而不有其民”的教训，采用“皇恩感化”的办法争取人心，对其首领，一是组织起来分批朝觐京师，对他们热情接待，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二是再次进行封赐，重新使用，任命官职，镇守要塞，如陇拶归降后，任为河西节度使知鄯州（青唐的易名），充西蕃都护，封武威郡公，依府州折氏例世世承袭，并赐姓名为赵怀德；
三是将一些重要上层人物迁移到内地居住，如将阿里骨先送到熙州居住，后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远迁到邓州（今河南省邓县），由朝廷供给茶彩什物等生活资费，最后死于邓州。宋朝的这些措施，主观上是让这些人为朝廷效力，协助宋朝加强对河湟地区的统治，客观上也为民族间互相了解、交流，乃至融合提供了条件。
解吐厮罗吐政权解体后，宋朝与河湟藏族联系不断，直至南宋王朝仍与解吐厮罗吐家族后裔有着密切交往。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南宋王朝为遏制金人势力向西，派遣钱盖经略河湟，命陇拶之弟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赐姓名为赵怀恩，特封为陇右郡王。益麻党征后在金人武力威胁下，于绍兴四年（1134年）弃离部族田宅，携老小家眷迁移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投附南宋，受到四川安抚制置使司的安置。
绍兴七年（1137年），瞎毡（解吐厮罗吐长子）次子董谷（汉名赵继忠）率众归附南宋，被授官职，“由修武郎进武翼郎兼门合门宣赞舍人”，其属下各首领也都补授了相应的官职。据《宋史》，当时不少西蕃部落为避金人，逃避到山谷，经川陕宣抚使吴璘招抚，归顺南宋的有28部之多。溪巴温（解吐厮罗吐之兄扎实庸咙的孙子）第六子益麻党征（今译尼玛丹津），汉名赵怀恩，子嗣颇多，皆赵姓，依汉族习俗排辈起名。益麻党征原任熙河观察使，宋室曾封他为“陇右郡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改授“鼎州观察使”，二十七年（1157年）“充成都府路兵马钤辖”，驻扎成都府。李石《方舟集》卷十六中有《赵郡王墓志铭》一篇，记述益麻党征的史迹，反映解吐厮罗吐家族世代在青海河湟地区以及甘青黄河以南一带活动、效忠宋王朝的情况，铭文也指出“解吐厮罗吐首领和宋皇朝中央是臣属关系，世世代代先后都是宋室的刺史、节度使、郡王等；另一方面，墓志中明白指出宋室对解吐厮罗吐采用的是‘羁縻’政策；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看，‘羁縻’政策是土司制度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对开发边区、促进民族融合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节】汉藏民族共同开发河湟谷地
一、河湟早期文明
解吐厮罗吐政权所在的腹地——河湟谷地，包括青唐、宗哥、邈川、廓州、河州等，海拔较低，濒临大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于农耕，开发历史很早。这里也历来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不少民族先民在这里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根据考古发现和有关研究成果，位于河湟的今民和县的阳洼坡、核桃庄、阳山、马厂塬，乐都县的脑庄、柳湾，大通县的上孙家寨，互助县的总寨，西宁市的朱家寨，循化县的苏乎撒，同德县的宗日，贵南县的尕马台等地，以及化隆、尖扎等县黄河两岸多处地方先后都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存。马家窑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00～前2000年，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以比较发达的彩陶器具为基本特征。1974年春，青海省考古工作队首先从挖地修渠村民那里发现乐都县柳湾出土的陶罐。自此，开始了对柳湾文化遗存的发掘和考古研究工作。在许多墓穴中发掘出各种彩陶、人的残骸、石器、贝壳、斧头及一些纺编随葬品，考古学家们持续了6年的工作，先后掘出1730座墓葬，出土各种珍贵文物35000多件，仅彩陶多达15000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说明这里早在新石期时代已有大规模的人类活动，而且从陶器的生产看出，当时已有一定的工艺手段和制作程序，融入了人类有组织的创造性劳动。出土物中还发现了麦、粟之类的谷物，可见这里农业生产由来已久。民和阳洼坡石岭下类型遗址曾出土带贮坑房屋遗迹，发现大量的石刀、石斧、陶刀、骨铲等农业生产工具。到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马厂类型时，为死者随葬粮食的现象普遍，“在一半以上的马厂墓葬中都有容积较大的装有粮食（粟）的粗陶瓮作为随葬品”。
这些都表明当时已有了相当的农业生产水平。一些研究者认为，“青海地区大规模畜牧业的兴起是青铜时代卡约文化时期的事，至于游牧经济的产生更晚至卡约文化后期，而这时原始农业在河湟地区产生已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的农业之所以开始得很早，除了较为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还因为“受到东部陕甘地区原始农耕文化的强烈影响”。
在河湟地区也发现了大量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遗存，反映出这里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