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松德赞在位时，继续从周边地区请来名医，引进先进医学，并借助他族医生培养本民族医务人才。他曾请来“四方九名医”，其中东松康哇、和尚帕拉和航笛巴达3人是汉族医生，他们为吐蕃翻译了《验毒火焰轮》《杂病特诊》等10余部医学著作。东松康哇两次进藏，最终去世于吐蕃。他曾治愈赤松德赞的重病，被聘为赞普的御医，受封于藏南约兑地方，后在吐蕃娶妻传嗣，其后代为藏医北方学派传人。吐蕃杰出的医学大师、藏医学的奠基人宇妥·元丹贡布（708—832年），曾以东松康哇为师，虚心求教，两人共同探讨鸡、犬毒症和中风等恶症。东松康哇无私传授汉地医学，并将他所著《医治中风生轮》等3部著作赠给宇妥。宇妥后游学于尼婆罗、天竺等国和内地的五台山，足迹遍及阿里、山南、康定等地，总结研究各种医疗经验，撰写出《四部医典》《实践明灯》《经验明了》等30多部医学论著，奠定了藏医完整的理论基础。汉和尚玛哈雅纳是一位名医，兼通藏文，与藏族译师贝若咱纳合译出医著《汉地后译》一书，共112品，他总结自己的行医经验，编出《配药十二品》，由吐蕃人作注，被称之为《紫册》。
汉藏医学交流过程中，吐蕃也为汉地输送药品和医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吐蕃论监通出使长安，所献方物中就有藏地的“新药”。藏族名医宇妥·元丹贡布曾到康定、汉地行医，为汉人治疗过疾病。尽管这方面的记载较缺，但藏医在汉地的影响是巨大的。时至今日，人们对藏医在肝胆、心血管病、消化系统等慢性病治疗方面的神奇功效，一直深信不疑。藏药中的鹿茸、麝香、大黄、熊胆等名贵药材，在汉族中医中广泛使用。汉藏医学中的不少理论、药理，甚至名词术语，有不少相同处，足见交流的广泛和深入。
四、工艺美术、风俗等方面的相互影响
藏族人民聪明能干，很早就有了本民族的建筑、木刻、绘画、制陶、雕刻、纺织、冶炼等技术，到吐蕃王朝建立后，进一步学习他族的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工艺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在这方面，汉藏文化交流更有丰富的内容。
吐蕃人住拂庐，衣毡裘，制毡、制裘、缝织帐篷是传统的特色工艺技术。唐蕃建立联系后，松赞干布“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曾从唐朝不断输入丝织品。两位公主入藏，陪嫁物品中就有大量的锦缯、服饰，以及有关工艺技巧方面的书籍。吐蕃“俗重汉缯”，尤其是上层人物酷爱唐朝丝绸，为获得绫锦、弓箭等物，向唐朝请市贸易，唐蕃使者往返，唐使往往带去杂彩束帛，“用修前好”。敦煌藏文文书中有许多赞普“以唐人岁输之绢缯分赐给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的记载。
随着唐蕃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吐蕃土特产也相继传入内地，唐书中常有吐蕃向唐遣使贡献方物的记载，献物种类很多，常见的如金盏、金盘、金碗、玛瑙杯、羚羊、羚羊衫缎、彩缎、毛毡等。
吐蕃人喜欢饮酒，说明早有酿酒技术。为进一步提高工艺水平和引进其他技术，吐蕃赞普曾向唐朝请求“造酒、碾、岂矿、纸、墨之匠”。碾、岂矿之匠，是指磨面等加工谷物的手艺人，《松赞干布遗训》中说，文成公主曾在康地的朗珠堆塘，教当地人“建造水磨”的方法，敦煌藏文文献中也有“青稞稻麦长坝上，入于水磨即成粉”的记载。由此推断，吐蕃时期已有了水磨加工工艺。据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的考察，拉萨大昭寺石墙内原为砖墙，桑耶寺存有琉璃塔，说明吐蕃时期已有制砖技术和很高的制陶工艺，这些可能与唐朝工匠的入蕃有关。藏史记载，在赞普都松芒布杰时期的7世纪末叶，唐朝的制瓷技术也传入吐蕃。《汉藏史集》中说，吐蕃使者将一位制造瓷杯的唐朝工匠带到吐蕃，制成6种形状的瓷器，绘上雀鸟衔枝、海鱼、草山麋鹿图等各种图案，供各阶层的人使用。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造纸术的国家，在唐朝纸已广泛使用。吐蕃时期，已由原来的“刻木结绳”记事，逐步发展到使用木简。唐蕃联姻后，吐蕃向唐请求造纸匠人，可能已开始造纸，同时继续输入唐纸。
一些研究者认为，吐蕃王朝崩溃后的阿里古格王朝，其宫室中残存的佛经纸张，除了汉地所造，一部分是吐蕃自制的。吐蕃治下的敦煌寺院附属有造纸部门。一些资料中有纸匠记载，汉藏造纸方法大同小异。有纸必有墨，汉地的制墨技术也肯定对吐蕃有过重要影响。
汉藏建筑技术的交流与影响也始于唐代。相传由文成公主请来汉地工匠帮助修建了拉萨小昭寺，采用汉式歇山式殿顶，同于汉地寺宇。大昭寺的各式斗拱托木、翘角飞檐等，均受到汉式建筑风格的影响。这种影响源远流长，后来藏区有不少汉藏合璧风格的寺院，甚至宋代建成的西藏夏鲁寺，完全是汉式风格。另外，汉地的冶炼、铸造业技术也对吐蕃不无影响，有些铜钟是汉族工匠直接铸造的。
藏族是一个崇尚艺术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灿烂的艺术，包括雕塑、绘画、堆绣、刺绣等多种门类。藏族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汉族等外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