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
吐蕃学汉文化的另一种办法，是请汉地文人入藏协助办理文书典籍。从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即“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因话录》中记载，吐蕃每得汉人，“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这些知汉书舍人“大为蕃帅所信”。
有的舍人“代居职位，世掌兵要”。因此，吐蕃官府中常有精通藏汉两种文字执掌文书的人。敦煌文献中有一些反映吐蕃社会活动的文献表疏，如大蕃右敦煌郡布衣窦吴所撰《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利有的《谢赞普支敦煌铁器启》和《向吐蕃赞普进沙州莲花寺舍利骨陈情表》等，均用汉文写成，可能由精通汉文的吐蕃人参加撰写。
同时，吐蕃注意向唐朝请求典籍，如金城公主曾“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唐朝“制令秘书省写与之”。
藏族不仅将汉文诗书文典携至吐蕃，而且将它译成藏文，敦煌古藏文文书中，有藏文译本《尚书》4篇，《春秋后语》6篇，另有《孔子托项相问书》等，译文准确流畅，这些都对吐蕃文化的繁荣有过影响。
语言文字的学习始终是双向的。在唐朝官员中博通藏语文的也不乏其人，著名的唐朝会盟使兵部尚书崔汉衡多次往返唐蕃之间，他精通藏语，能直接与吐蕃官员交流，多次完成了通好使命。正是由于他会说藏语，在平凉劫盟中幸免于难。
生活在汉藏交界地带的广大人民在风俗、语言方面的交流程度更大，相互影响深刻，诗人陈陶的《陇西行》中形容这里的吐蕃人是“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而张司业在陇西见到的汉人则是“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在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汉藏对音的文献、辞书典籍，都是汉藏两族文人在互相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共同合作的产品。语言文字的学习促进了唐蕃双方文献、表疏及典籍的翻译和交流，现存的“长庆唐蕃甥舅和盟碑”碑文，汉藏对译精确，反映出两族文人对藏汉两种语文的精通和密切合作。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也促进了共同生活的联系，不断增多了汉藏两族人民在语言、生活习俗上的共同点。至今，青海汉语方言的语序与藏语相同，在汉语方言中保留着大量藏语语汇，青海东部农业区农民的饮食、生活习俗与藏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二、密切的唐蕃佛教关系
唐朝是佛教传入吐蕃的重要渠道。7世纪，佛教在唐朝已十分盛行，而吐蕃始有佛教，与汉地佛教密切相关。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带去著名的释迦牟尼报身像（通称觉卧佛）和大量的佛教经卷。文成公主入藏途中，在今青海玉树地区命工匠在贝沟石岩刻画大日如来佛及其八大弟子像，后形成大日如来佛堂，通称“文成公主庙”，并在巴塘建塔数座。文成公主虔信佛教，入藏后，她的崇佛深刻地影响了松赞干布，使松赞干布“广兴正法”，成为吐蕃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信仰佛教的“法王”。在松赞干布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社会开始有了供佛的佛堂，汉地的佛像、佛经、佛寺型制和汉僧进入吐蕃，促使吐蕃社会佛教兴起。《王统世系明鉴》记载，文成公主精通卜算和勘舆术，她测算认为，蕃地雪国是女魔仰卧之形，逻些的“俄塘湖是女魔的心脏，必须填平此湖，在它上面建立神殿”。在她亲自设计下，兴建了大、小昭寺，并安置觉卧佛像，镇压地煞龙宫。为了压伏仰卧女魔的肢体及魔怪眷属，修建昌珠寺等4座镇肢寺，工布布曲寺等4座再镇肢寺以及垅塘珍玛寺等4座分镇肢寺。这些名为寺院，实为早期的供佛堂，说明佛教在吐蕃已成一定规模。《嘛呢宝训》中说，这些小寺建成后，文成公主借鉴汉地寺庙的管理办法，确定了藏地“十四种寺院法规施行法”。当时，已开始了译经活动，松赞干布请汉和尚大天寿来吐蕃，协同藏族译师翻译汉地佛经，在吐蕃弘广大乘佛法。
金城公主进藏后，佛教在吐蕃社会已有了较快发展，金城公主在赞普赤德祖赞的支持下也修建过佛堂。据《贤者喜宴》，金城公主在吐蕃开创了两种佛事活动：
一是“谒佛之供”，将汉地的觉卧佛像迎供于大昭寺，是为拉萨大昭寺朝佛活动之始；二是“七期祭祀”，在吐蕃推行追荐亡臣的佛事活动。
赤德祖赞还派桑希等4人赴唐都长安取经，带回唐朝皇帝亲赐的佛经1000部，《西藏王臣记》称这些佛经都是用金汁抄录在瓷青纸上的写经，汉地的《金光明经》《律差别论》等即于此时传入吐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