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土著说的研究者们认为，羌和蕃是同样古老、并行发展的两支古代部族，羌不是蕃，蕃也不是羌，两者有交往，有吸收，但非同一。所谓藏源于西羌的说法，滥觞于《新唐书·吐蕃传》。在此之前，青藏高原腹地因地理等原因，很少与外界来往，直到隋唐统一，边疆与内地的往来增多，汉族史家才有了对雪域的了解，才有了新旧《唐书》中的《吐蕃传》。此前，唐代和五代史家对吐蕃族源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杜佑《通典·边防六》讲吐蕃不知其国之所由，五代时后晋刘煦等所撰《旧唐书·吐蕃传》中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到了宋代，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吐蕃传》，首次提出“吐蕃本西羌属”，将《通典》中所记吐蕃王室始祖“自言天神所生，号鹘提悉补野，因以为姓”进行移植，改“鹘提悉补野”为“鹘提勃悉野”，成为“发羌之祖”，因“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野”。这样，把吐蕃与西羌、吐蕃王系与发羌拉在了一起。
对于藏族源于“发羌”之说，格勒博士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发羌”名称最早出现于宋代范晔所撰《后汉书·西羌传》，该书为羌人立传，将西羌历史具体上溯到秦厉共公时（前476—前443年）的无弋爰剑，指出“发羌”是无弋爰剑之后，“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前384—前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这里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可能是青藏交界一带，并无确切地望，范晔也并没有将“发羌”和吐蕃联系起来。既然宋人知道吐蕃就是“发羌”，唐以前史籍何以无“发羌”名称，不知吐蕃种落之所出？何以“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因此，如著名史家马长寿所说，“发羌为吐蕃的祖源之说，绝不可信”。因“蕃、发声近”，“发羌”就是吐蕃祖先的观点亦不成立。据《青史》等著作，“博”或“蕃”源自藏族始祖的王名，《唐书》中的“鹘提勃悉野”、《通典》中的“鹘提悉补野”，都是吐蕃早期王族的自称“布吉”的音转，而《新唐书》张冠李戴，将此移植为发羌之祖，毫无根据。另据汉藏两种文字的记载，古代与藏族发生联系的羌人并非“发羌”一支，而是藏族先民和许多古羌人部落交错杂居，共同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诸多苏毗、羊同、党项、白兰、嘉良夷等古羌人部落，有的早于“发羌”，从春秋战国到隋唐，就与藏族先民都有过密切关系，因此藏族族源不能仅归于“发羌”一支。
一些研究者不仅坚持青藏高原民族土著说的观点，甚至认为青藏高原早期的先民曾有过向其他地方迁徙的活动，青藏高原很可能是不少民族始祖的故乡。他们根据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认为，一切生命来自海洋，地球上的哺乳动物是生物从水中走向陆地的产物，青藏高原在距今6亿4千万年到1亿6千万年的侏罗纪早期和中期虽是一片瀚海，但到了上新世初期，由于地壳变化，上升为陆地，当时海拔平均2000米左右，那时，这里气候温和，很适合生物的生存。随着高原的不断隆升，生活在森林中的类人猿，在气温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不得不走向平地，从事劳动，直立行走，学会了语言，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因此，“青藏高原是一个人类至少生活了一万年以上的摇篮”，“很可能是人类始祖最早的故乡”。从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早期人类骨骼看，“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是人类的可能发源地”。
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高原进行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在申扎、日土等县境内采集到大量的细石器，采集点均在海拔4500米～5200米的高寒地区，气候严酷，少有人类生存，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们曾在这里生活，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到了全新世以后，高原不断隆起，高寒环境促使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向外部世界迁徙。从这一现象推测，青藏高原的古代先民曾有过从高海拔地区向低海拔地区的迁徙，汉族地区传说中的“先秦时期的姜姓，可能来自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可能是许多民族的原生地，他们的祖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羌人是古藏人在高寒地区向环境相对优越的一些地区迁徙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移民，至于生活在今天山西和陕西一带的华夏民族的先民可能也是从青藏高原向东迁徙的移民的后代”。也就是说，“早期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至少有古藏族的参与”。
基于这样的认识，便否定了中原地区的古居民曾向青藏高原腹地迁徙的观点，认为民族的迁徙和演变与当地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藏族先民从青藏高原进入黄河流域成为古华夏族，是因为黄河流域的生存环境比青藏高原地区优越得多，正是由于优越的生存环境，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在亚洲大陆处于领先地位。这里的古居民生存能力提高后，在某种外部压力下也可能向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迁徙，这样就出现了汉族文献记载的黄河流域古居民向西迁徙成为羌人的历史。因此，羌人是“古藏民向中原地区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