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利，开辟农田、发展农业完全正确；在黄土塬上，靠自然降雨不用灌溉也能收获，也应发展农业。如对关中和汉中盆地的开发就是较好的例证。但是在陡峭的山林，黄土坡地，狭小的梁、峁上种植农作物就是不恰当的了。因为这些地方地面狭小，表面倾斜，地表植被植物一减少，易造成水土流失、山体滑坡和土地切割。从汉武帝时起，大量向西部移民，许多地区的森林和草原区都开垦成农田，连西秦岭东南山区也不例外，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文县志》记载，宋时连徽成盆地南面陡峭的山地都已开成梯田，称为“云下田”，森林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可想而之。《重修陕西省通志稿》记载，清乾隆以前终南山“多森林密嶂，溪水清彻，山下居民多资其利，自垦日众，尽成田畴，水潦一至，泥沙杂流，渠堰乃至淤塞”。因水土流失，如今甘肃庆阳县北董志塬在唐时《元和郡县志》中记载的“南北长80里，东西宽60里”，而变为现在南北长度虽变化不大，但东西仅18公里，可见其侵蚀之剧！
2．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
有的虽不是在山林中开垦农田，但由于砍伐林木量超过了森林自身的恢复能力，加之有的是“剃光头”式的成片采伐方式，使森林自然生态环境完全改变，植物只能向灌丛、荒漠草原发展。自汉代以来，森林砍伐一直由东向西扩展，例如据赵充国的《上奏屯田》记载说：“计度临羌东至浩门羌虏，故田及田民所未垦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败坏者，臣前部士人山伐木大小六万枚。”《新唐书》卷87记载，唐垂拱初年“运陇木入京”。《续资治通鉴长篇》卷3记载，北宋年间，“尚书丞高防在秦州辟地数百里，筑堡要害，戍座三百人……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后陇山西侧至甘谷县之间已无森林可伐（《宋史·高防列传》卷270），只能西移至洛门镇采伐（《宋史·温仲舒传》266卷）。到元以后，重视开垦，人口剧增，清后期达到高峰，伐木垦荒日盛，如靠西面的定西“清代前森林极盛，乾隆以后，东二区砍伐殆尽”。
3．自然灾害。
不是指人为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诱发灾害，是指“天灾”，主要的天灾是旱灾，严重的旱灾可造成部分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靠天吃饭的黄土地带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例如据《新唐书》记载：自贞观元年至中和四年，关内发生3次旱灾和7次饥馑。1918年～1929年仅会宁县就发生了5次旱灾和饥荒。当然，除旱灾外还有暴雨、霜冻、冰雹、虫害等灾害，这些自然灾害都会对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影响。严重时，树皮草根都被吞食殆尽。虽然这种影响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总是局部和暂时的，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全局的和持续的。
4．水土资源利用不当。
沙漠和绿洲的变动完全取决于水，取决于每年冰川、积雪的融化量。把自然的绿洲改造成农业区，无可非议。兴修水利，有限度地利用河水和湖泊水来灌溉农田，也是应该的。如《旧唐书》记载，我国河西走廊地区汉代大量移民垦殖，呈现一派兴旺景象。汉唐以来“年年丰稔，积军粮足数十年之功效”。但荒漠不能任意开垦，绿洲不能无限扩大，灌溉用水量不应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允许量，超过必然有一部分地方要缺水，常常是上游近水先得，下游无水可用。时间一长，首先农田荒废，继而土地早化，人民迁徙，城镇为之荒毁，土地风蚀沙化，最终绿洲沦变为沙漠。如著名的楼兰古城就是典型一例。楼兰位于罗布泊以西，汉代有居民1400人，士兵300人，“积粟百万，威服外国”（《水经注》卷2）。当时罗布泊汪洋浩荡，据陈汝国考证当年胡杨树的盖度曾达40％。到3世纪之后，由于人们利用河水不当，注入罗布泊的水量减少，湖面缩小，绿洲草木、作物得不到滋润和灌溉而渐次枯死。到公元330年前后，楼兰人抗拒不了自然力，背井离乡，迁向伊吾（今哈密）。古城于公元376年废弃。金爵、阿克斯比尔、喀拉屯、古皮山、安迪尔、米兰等古城也大都是因河流改道，地下水位下降，土地沙化，植物不能生长而被迫放弃的。今天甘肃武威地区上游河水使用过多，致使下游的民勤地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一些固沙植物陆续死亡，几十年的治沙辛劳面临前功尽弃的危险。
5．战乱的影响。
古代大规模的战争、部族纠纷，常常使用切断对方水源，或改变河流流向，迫使对方就范的方法。往往使人们无法生存，只好背井离乡，迁往别处。农田、绿洲无水滋养，土地荒芜，终被风沙所吞蚀。例如《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敦煌南湖地区的寿昌古城，在元末战乱后荒废，大片绿洲变为沙海。安西附近的琐阳城原是一座繁荣的边塞重镇，周围有几十万亩的垦区，由于唐代的战争，长时间围城断水，最终沦为沙漠废墟。特别是汉代在居延塞进行屯田戍边，发展了灌溉农业，修城堡、筑塞墙、置烽燧，兴旺一时。《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在元代前黑城尚存，到顺帝时连绵不断的战火使黑城毁坏，农田废弃，逐渐为流沙所掩埋。屯田之举对南疆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由于中央政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