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是经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具体体现。这种关系既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对独立的发展变化过程，又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变化的过程；既是历史自然生态与历史自然环境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历史自然生态与历史自然环境进入人类实践，且相互关系日益发展变化与密切的过程。只有在促进人类对历史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现实的自然生态环境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推动西部地区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实现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发展述略
一、我国西北地区在史前时期及其以后相当时期，自然生态环境是良好的
在本世纪以来，西北地区多次多处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众多考古和地质资料充分证明：当时的西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是一块土沃水美，林草丰茂，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生活、繁衍的地区。
1934年，考古学家在河西走廊酒泉北部的明水等地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的石器。20世纪80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玉门昌马地区再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同时，在酒泉银达乡上沟村沿北大河河岸发现了象牙化石，在北河滩上采集到了牛角化石，在屯升乡沙山村北草沟井滩寻觅到了珊蝴虫群体化石等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其他古生物化石。
1978年～1984年，在对酒泉北10公里处的边湾遗址的调查中，在原始沉积层中发现了野牛、野马、野骆驼、野鹿等古脊椎动物的牙齿、脊椎骨、腿骨、肋骨等化石300余件。这进一步证明，距今约60万年～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国西北地区有古脊椎动物活动和栖息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条件。
1993年1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距哈密市160公里处的飞跃车站，发现了长约八九米的巨犀化石，在其周围还挖掘出两具与其共生的龟鳖类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所、中国地质博物馆有关专家的地质确认后认为：此一地区第三纪巨犀化石和龟鳖类化石的发掘表明，在3000万年前这里是一片生活着巨型食草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森林草原，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
以上可知，在旧石器时代，在几百万年至几千万年前，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其自然生态环境和林草植被，是适合于古脊椎动物和其他许多古生物生息繁衍的。当时这一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有大象、珊瑚、巨犀、龟鳖类生物赖以生存的绝好历史生态条件和自然环境条件。
约从公元前2万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至中石器时代。人类从狩猎、采集进入到锄禾农业和畜牧业时代。磨制石器广泛使用，发明了陶器，氏族公社代替了原始群落。我国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则广泛地分布着一种特殊性质的新石器文化，即在石器中包含着许多打制精巧而细小的细石器，即细石器文化。
我国西北各地分布着众多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挖掘出的石器以用燧石、玛瑙等坚硬石料打制而成的细小、精制的刮削器、刀、钻和矢镞为主。骨制工具有用兽骨、鱼骨制成的鱼叉、鱼钩等，其中“玉门骟马文化”是其“牧畜、渔猎型”细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可以证明当时牧畜和渔猎在我国西北部及其周围地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湖沼遍布、气候温暖湿润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
著名的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的墓葬中普遍出现了松绿石珠、玛瑙珠、海贝和蚌饰，说明其与外地的交换频繁，有了原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随着文字的出现，我国西北地区已经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而且有着可与中原之华夏文明相媲美的发达的原始文明。遗址中有早、中、晚期发展的地层关系，表明其经历了长期的不断发展过程，是其原有文化的进一步向前推进，亦是这一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
《后汉书》记载，公元前2200年，当时“九州洪水滔滔”，属古雍州地的西北地区东部亦然。于是“大禹治水周行寓内，东造绝域，西延积石。南逾赤岸，北过寒谷，迂昆仑，察六邑，脉地理，铭金石，泻流沙于西隅，绝弱水于北汉（北汉指古居延海，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附近。编者注）”。可见，大禹治水时，曾疏黑水，绝弱水，使之归于居延海，并开镇夷石硖。这里的“流沙”，“在沙州（敦煌）西八十里”；“镇夷石硖”在“弱水经行至流沙之处”；“黑水”据《水经》“源出张掖至鸡山，至敦煌，过三危山，南流入南海”。可见，当时的河西走廊及其周围地区有着同中原地区和东南部地区一样充足的水资源和良好的水环境。亦可知汉代以前，我国西北地区及其周围有着良好的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特别是良好的水资源环境。
罗布泊是《山海经》所称的“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