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这个角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既是战斗员，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某一个方面的指挥员。所谓指挥员，就是他们必须有远大的眼光和气魄，从宏观上考虑整个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文化建设工程，关怀各阶层人民的实际需要，进行总体的设计和建设。过去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编辑要踱踱方步，想想大事，考虑如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当鼠目寸光的小人。从微观上说，他又要精雕细琢，注意一逗一点，字字句句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不能当“马大哈”，而要像一个在前沿阵地站岗的哨兵，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编辑是社会进步的杠杆，科技发展的推动者，思想战线上的哨兵，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督导者。
三、现代编辑活动的特征
1．职业性（专业化）。编辑是职业化的专业人员，今天的编辑活动把一切类似于著述的活动都分离了出去。司马迁写《史记》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呢？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不分明是著述活动吗？过去有人把司马迁写《史记》称为编辑活动，把司马迁收入了编辑列传，但在今天，司马迁写《史记》的活动应从编辑活动的概念中分离出去。
2．传播性。今天的编辑活动的目的，是要使生产的精神产品向广大的读者传播，没有传播目的的活动，就不能概括到今天的编辑活动这一概念中来。例如，某人把自己的不准备公开的日记按照出版部门加工书稿那样整理好（如果出版的话可以直接发排，或者影印成书），算不算编辑活动呢？由于它没有传播的目的，就不能归于编辑活动中去。基于同样的原因，档案管理人员把档案材料编目整理，只能称为档案管理活动而不能称为编辑活动。
3．商品性。今天的编辑活动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以商品交换的方式进行传播。因此，我们在界定编辑活动这一概念时，应该反映这一因素。例如，有人向社会散发一种呼吁书，他对字体、字号、标题、版式等都作了精心的编排，但也不能称为编辑活动，只能叫做社会活动。
4．参与性。这是今天的编辑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今天的编辑活动不仅仅是尽快将现有文稿送入传播渠道，而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予以极大的关注，力图发挥其导向作用。
5．组织化。由于现代信息量的膨胀，文化产品的多样性，编辑活动必须在有组织的分工协调状态下进行。编辑的性质是代表社会来选择、传播文化产品，所以，文化产品的生产可以由个体进行，文化产品的传播却不能由个体进行，编辑活动都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并遵循一定的制度和程序。
6．高科技化。由于计算机的介入和网络时代的到来，编辑活动已告别铅与火，进入光和电——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就可以编排、校对文稿，可以上因特网浏览最新信息、查询资料，可以下载有用的图片、材料。
四、编辑的职业观
编辑的职业观是编辑职业本质特点的反映，同时也是在其工作中逐渐形成的。编辑是文化工作者，对文化产品的开发，虽具有一定的学科属性，却属于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文化产品的消费被赋予了一种教育意义，其生产以实现人本身的发展为目的，从而形成了编辑的文化观；人们常说编辑是一个“把关人”，“把关”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包括编辑对一部作品的评价以及该作品将对读者所产生的导向作用和给出版社实现经济利益的判断，形成了编辑的效益观；出版的目的在于传播，文化积累事实上也是文化纵向传播的结果，要想使某一文化产品达到快捷、广泛、持久的传播效果，编辑就要在原作的基础上，从内容、文字体例、载体外形等方面进行劳动再投入，以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编辑的业务观、服务观。
1．文化观。编辑的文化观就是如何选择优秀读物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个性发展的需要。文化是人创造的，同样，文化也创造着人。出版物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不仅蕴含着精神劳动的创造性，同样也会激发另一部分人的创造性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一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页）编辑劳动的对象不仅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而出现，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文化产品去引导读者，用间接的方式从事着培养人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编辑工作是社会教育工作的组成部分。事实上，现代出版事业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实现其教育理想和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20世纪开始，许多知识分子都是集学问、教育、出版为一身，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之前曾任南洋公学监督，是怀着“昌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