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等，以及噶举派大手印法类的经典，收在《大乘要道密集》中。西夏时期，藏文经典已大规模地翻译成了其他文字，经典的翻译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元代，如前文所述，部分藏文显密经典陆续被译成蒙文、汉文等文字。
藏文《大藏经》的完整翻译在明末清初。十六世纪，第三世达赖喇嘛与俺答汗在恰卜恰会面，俺答汗选择了藏传佛教信仰，再加上第三世达赖喇嘛亲赴内蒙传教，藏传佛教很快席卷了蒙古高原。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经典又开始翻译成蒙文，而经典的翻译对藏传佛教在蒙古的生根开花是至关重要的。1586年，哈喇慎部著名译师阿玉锡固锡创制了蒙古文”阿里嘎里字母”，以便翻译梵音，他还创办了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在他的主持下许多藏文佛经翻译成了蒙文。1604年，蒙古林丹汗即位，十分注重佛教经典的翻译，召集贡噶敖德斯尔等三十三名学者，继续翻译《甘珠尔》中未译完的部分，并对旧译重新校订，至1629年译完整套《甘珠尔》，并用金字缮写。1717年，康熙皇帝命净住寺达喇嘛乌拉特顾实毕力衮达赖、阿巴噶德木楚克、乾清门二等侍卫喇喜等人，重新校勘旧译《甘珠尔》，后汇编为一百零八函，并组织人力刻印，至1720年全部木刻印刷。乾隆皇帝又命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负责将《丹珠尔》译成蒙文，章嘉国师会同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达顾实阿克旺丹丕勒、唐古特官学总督衮布扎布、西黄寺札萨克喇嘛却丕勒多尔济、隆福寺札萨克喇嘛丹森却德尔等近二百多名蒙藏学者，从事这一浩大的翻译工程。为了提高蒙文翻译的质量，制定标准、统一的术语，章嘉国师奏请皇上同意后，着手编写蒙藏两种文字对照的字典，题为《正字贤者之源》。该字典按般若、中观、上下对法、律藏、宗派、密咒、因明学、声韵学、工艺学、医学等分类，搜罗广泛，译名准确。章嘉国师还制定了译经规则和范例。七世达赖喇嘛对此赞扬说：”我亦曾见到大成就者章嘉活佛为有利校订译稿而编成的正字法字典，它可以和从圣地印度把佛经首次译成藏文时符合法王译师们心意的《语合二章》和《翻译名义集》等著作相媲美，受到大众赞誉。”⑧从1742年至1749年，经七年时间，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其中不少经卷前人已有翻译）⑨，计有二百二十五函，并刻板印行。乾隆皇帝对《丹珠尔》翻译的完成，大加赞赏，向众译者颁赐奖品。
乾隆皇帝晚年又让章嘉国师负责，将蒙文《甘珠尔》译成了满文。《章嘉若必多吉传》讲当时在京喇嘛中选择了通晓语言文字者，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每译著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并进呈皇帝审阅。乾隆悉心审阅后，还更正一些有疑惑及不妥当之处。经过多年，才全部译成。但是，上述《传》中缺乏有关翻译详情的记述。
近代以来，藏文《大藏经》各种版本被日本、美国、法国等国收藏，并展开了相关研究。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编纂有《西藏大藏经甘殊尔勘同目录》（甘殊尔即甘珠尔），将北京版《甘珠尔》勘同现存的梵本、汉译本等编成目录，分为秘密部、般若部、宝积部、华严部、诸经部、戒律部等六部。日本学者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多田等观等编纂有《西藏大藏经总目录附索引》，1934．年刊行，以德格版《大藏经》和汉译《大藏经》之间逐一勘同而成。日本壬生台舜著有《卓尼版·北京版·德格版和奈塘版甘珠尔分部比较表》（1959），河口慧海出版有《奈塘版西藏大藏经甘珠尔目录》。丹麦学者哈尔著有《德格版和拉萨版甘珠尔比较表》。
三、藏文《大藏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