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即佛教全书，将佛教的经、律、论三藏按类汇编成册，形成《大藏经》。佛教在不同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其经典译成不同的文字，并有了不同文种的《大藏经》。其中，北传大乘佛教中。以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最为著名，而其他文字的《大藏经》往往是这种两种《大藏经》的翻译。藏文《大藏经》在编纂分类及内容方面自有特色，分为两大部分：《甘珠尔》和《丹珠尔》。“甘珠尔”意译为”佛语的翻译”，”甘”指佛语，即佛讲说的一切显密经典，”珠尔”意为翻译，”甘珠尔”也可简译为”佛语部”。因此，《甘珠尔》中所收均是显密佛经和律，即经藏和律藏。”丹珠尔”意译为”论典的翻译”，指印度的佛教大师所作有关显密论著，是对佛语部的进一步解说和诠释，因此，也可简译为”论说部”。《丹珠尔》所收以印度佛教大师的著作为主，兼收部分前弘期吐蕃王朝时期的吐蕃佛学家的著作，而不收后弘期藏传佛教各派大师的著作。
一、《甘珠尔》、《丹珠尔》的编纂及版本
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在传统的藏传佛教史著作中，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为开端，即公元七世纪。从公元七世纪到公元九世纪朗达玛灭佛前，近二百年时间是藏文佛教经典翻译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也就是前弘期。这一时期的翻译以显宗为主，包括大、小乘的经、律、论三藏，大部分显宗经典已翻译成了藏文。前弘期的译经主要译自于梵文，有一部分是法成等人从汉文翻译的。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是藏文佛教经典翻译的第二个重要时期，翻译以密宗经典为主。吐蕃王朝时期的翻译是在政府的组织下统一进行的，而十一世纪后的翻译大都是分散进行的。十四世纪以后，因印度本土的佛教衰落，源头无水，西藏的译经活动渐趋停顿，间有翻译，也是少量的。据《佛教史·大宝藏论》（该书成书于1322年，元至治二年）一书统计，到西藏传教的印度等地的佛教学者有九十三人，前后弘期的译师有一百九十二人，而其中自仁钦桑波起的后弘期译师有一百三十七人。当然这个数字并不精确，因布敦以后还有多位译师，而布敦本人也未计人其中。若将清代初期敏珠林寺的译师达玛室利以前的均统计在内，有二百二十二位译师。《甘珠尔》和《丹珠尔》是众多译师的心血结晶，再加历代信徒的精心呵护，使藏文佛教经典得以流传。尤其是在后弘期，雪域各地的地方势力，无论是教派和家族结合而实施政教合一者，还是割据一方的土司，均不遗余力地支持佛教，自然包括对佛教经典的刻印和抄写。
《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编纂整理也经过了许多代学者的努力，才日益完善。吐蕃时期编写的三大目录，应是藏文《大藏经》的雏形。吐蕃时代的译经和编目，基本上保存至后弘期，是后期学者编目时的重要参考。十一世纪，后弘期在卫藏传播”下部律法”的鲁梅·慈成喜饶等编写过《显密经典分类和并列目录》，开创了后弘期编目之先河。②十二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十分风行，藏文佛经受到重视，仁孝乾祜二十年（1189年）印施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记有在大法会上”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之事。③其中西番藏经指藏文经典，番藏经指西夏文经典，显然西夏也流通一种藏文《大藏经》，但具体内容不详。
在西藏最早编纂《甘珠尔》、《丹珠尔》的是后藏的纳塘寺，该寺属噶当派，十三世纪时与萨迦派关系密切。卷丹柔贝热止是纳塘寺藏文《大藏经》的编纂者，他早年在纳塘寺经院学法，拜纳塘寺住持角敦巴为师，后学业有成，为纳塘寺的著名学者，著作有十六函之多，弟子有卫巴洛色绛曲益西、嘉央巴等人。其弟子嘉央巴因曾装鬼惊吓上师，遭到卷丹柔贝热止的严厉训斥，在纳塘寺难以驻足，只好前往萨迦寺。1312年嘉央巴受到元朝皇帝普颜笃的迎请，作为应供上师驻锡于大都。期间，嘉央巴给卷丹柔贝热止寄来墨、纸张等众多资具，作为编纂《大藏经》之用。卷丹柔贝热止在卫巴洛色绛曲益西、译师索南沃色、江若绛曲本等人的协助下，广泛搜集藏文译本，并进行整理、汇编、校勘和抄录等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得以完成，将抄写完毕的全套《甘珠尔》和《丹珠尔》供奉于嘉拉康殿。卷丹柔贝热止编写了《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目录，其中《甘珠尔》目录称为《甘珠尔目录·日辉》。卫巴洛色又编写了简目。纳塘本是最早编成的《甘珠尔》、《丹珠尔》，从此起抄写、供奉《甘珠尔》、《丹珠尔》成为一种风尚。萨迦、蔡巴等纷纷供奉纳塘本《甘珠尔》和《丹珠尔》。蔡巴·贡噶多杰担任蔡巴万户长时期，邀请布敦大师以纳塘本《甘珠尔》为底本，进一步校勘、整理，贡噶多杰自己编写了《蔡巴甘珠尔目录》，并以混合的金银粉抄写了一部《甘珠尔》，计有二百六十函，世称《蔡巴甘珠尔》。布敦大师住持夏鲁寺时，对纳塘本《丹珠尔》进行校勘，完成夏鲁本《丹珠尔》等方面的史实，亦如前文所述。一直到十五世纪初，藏文《大藏经》仍以抄本传世，以上述纳塘本等为底本，转抄成泽当、贡嘎、丹萨替、江孜等众多抄本，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