侣达七万余人，给每位僧人施黄金一钱、氆氇一方。八思巴向与会者讲法十四天。曲弥法会规模空前，是为当时萨迦派兴盛的标志。此后几年中，八思巴维修、扩建萨迦寺，以所受财物造佛像、佛经、佛塔，赈济贫民，为佛教文化的发展精进不止。1280年，八思巴在拉康拉章去世，享年46岁。忽必烈在大都建佛塔以为纪念，并赠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八思巴的著作有赞颂、祈请、信函等三百三十二篇，计有三函，其中《彰所知论》由元代译师沙哕巴译成汉文，收入汉文《大藏经》中。八思巴一生献身于佛教文化的传播，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二、元代萨迦派的传播
元代萨迦派得到蒙古皇室的尊奉，萨迦派的地位在众多教派中凸现。自八思巴之后，帝师一职由昆氏家族继任。作为全国佛教领袖的帝师驻锡大都，领天下释教事务，并兼管藏族地区。其地位之尊，使当时的任何一种宗教的领袖均不能与之相比。而在西藏，以萨迦本钦为首的萨迦地方政权，统辖十三万户，其他教派的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均要听命于萨迦。在这种背景下，萨迦教派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时代机遇，进入了其发展史上的黄金阶段。
萨迦派在卫藏以外的康、安多藏区得到发展，萨班在河西走廊的活动，使萨迦派传人这一地区，萨班驻锡过的幻化寺在元代发展为有近千名僧侣的萨迦派大寺。八思巴在河州、临洮等地的活动，带动了萨迦派在洮河、大夏河流域的传播，在I临洮等地建有香更寺等多座萨迦派寺院。八思巴还派他的几位大弟子，在安多藏区开展改苯为佛的工作，他们的传教卓有成就，苯教从此一蹶不振。同时，一部分昆氏家族成员东迁安多，形成地方势力集团，如洮河流域的娘官人，青海同仁隆务土官家族。青海湟中地方的斯纳家族信奉萨迦派，与萨迦上层和元王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受到册封。康区如玉树等地，因八思巴数次路过时有传法活动，不少宁玛派寺院主动改宗为萨迦派。因此，卫藏、康、安多三地均有萨迦派寺院，有些寺院一直到现在仍传承萨迦派教法。
元朝皇室信奉萨迦派，每位帝王均有帝师，而帝师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向皇帝及皇室成员传授佛法，为皇帝的精神导师。《辍耕录》云：”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⑿《元史·释老传》云：”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⒀此处”佛戒”、”受戒”之戒，似指佛教密宗的灌顶，而非通常的戒律。赵孟颛所撰《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通称”胆巴碑”）记述有元皇室对胆巴上师（八思巴弟子）之信仰：”始于五台山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察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武宗皇帝，皇伯晋王，及今皇帝、皇太后，皆从受戒法。下至诸王、将相、贵人，委重宝为施身，执弟子礼，不可胜纪。”⒁为了表达对帝师的敬重，元朝帝王给予其崇高的地位，百官上朝时，皇帝的座位边上，设有帝师之专座。帝师出行，由王公大臣迎送，礼仪之高，无以复加。帝师为皇室举行佛事活动，或对皇帝传法，或帝师本人要受戒时，皇帝给帝师巨额赏赐。如《元史·英宗本纪》载：”至治元年十二月甲子……命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诣西番受具足戒，赐金千三百五十两、银四千五十两、帛万匹、钞五十万贯。”⒂而元朝每年都有大小佛事活动，费用自然不小。
元朝的皇帝们在大都、上都等地建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或汉藏合住）的寺院，而其中的番僧自然非萨迦派莫属。《弘教集》云：”帝（指元世祖——引者）尝问帝师（当指八思巴——引者）云：‘修建寺塔，有何功德？’帝师云：‘福荫大千。’由是建仁王护国寺，以镇国焉。”⒃元朝统治者正是看重佛教护国利民的功能，每朝均不恤巨资，大建佛寺。著名的佛寺有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普庆寺、大承天护圣寺等，均属皇家寺院，建构宏伟，这些寺内供奉有藏传佛教风格的佛菩萨像。大圣寿万安寺的白塔由八思巴的弟子尼泊尔工艺大师阿尼哥负责建造，佛塔内部的装藏、构造在帝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完全体现藏传佛教密宗文化的特色。元代皇室、贵族十分崇信大黑天，所建藏传佛教寺院无不供奉，还有单独供奉大黑天的庙宇。藏传佛教的一些经论也翻译成了蒙古文，如《五部陀罗尼》等。以萨迦派为主的藏传佛教是元代皇帝为首的蒙古上层的主要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