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内涵深刻，闪烁着佛教的智慧光芒和慈悲行善的伦理精神。《三律议论》，评析、抉择印藏佛教各派的是非、得失，抒发自己的见解，是萨迦派的必读书。另外，修辞学方面有《智者口饰》，辞藻学方面有《语词藏》，韵律学有《花束》，戏剧学有《极喜》、《论音乐》等。萨班的这些著作促进了五明文化在雪域高原的传播。
1242年，蒙古汗国的宗王阔端邀请萨班前往凉州会谈西藏归顺蒙古事宜。为了教化一方，并为萨迦派的传播打开通道，萨班顺应历史潮流，抓住机遇，毅然带侄儿八思巴、恰那多杰及其他随从，翻山越岭，向北方进发。1246年抵达凉州，1247年与阔端相会，商讨了西藏归顺蒙古之事。萨班向西藏各地的政教领袖发出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明确了西藏与蒙古汗国之间的隶属关系，萨迦派成为蒙古统治西藏的代理人。萨班的东行，也意味着藏传佛教文化的一次大规模东传。萨班在凉州四寺给各民族的信徒讲经传法，藏传佛教在河西出现兴盛局面，阔端等蒙古贵族亦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藏传佛教在元朝皇室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251年，萨班在凉州去世，遗体火化后，舍利供奉于幻化寺的萨班灵塔中。幻化寺又名白塔寺，近年武威市政府在白塔寺遗址重建108座大小白塔，萨班灵塔遗迹也得到了保护。
第五祖八思巴（1235--1280年），他是萨班的侄儿，也是其衣钵传人。八思巴是圣者之意，因其天资聪颖，智慧过人，自幼能背诵佛经，故被称为八思巴，其本名为洛追坚赞。元王磐的《发思八（即八思巴）行状》亦云：”秘密伽陀一二千言，过目成诵，七岁演法，辩博纵横。”，④八思巴得到了萨班的精心培育，成为其教法的继承人。十九岁时与忽必烈相会，凡询问之事莫不对答如流，深得忽必烈的敬重。二十_岁时，八思巴礼请西藏高僧扎巴僧格到河州，为他授比丘戒。之后，八思巴以上师的身份给忽必烈授萨迦派所传喜金刚灌顶，”世祖宫闱、东宫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礼”⑤。为此忽必烈奉献了大量的礼品。八思巴二十四岁时参加佛道大辩论，”释道订正化胡经，宪宗皇帝诏师（指八思巴——引者）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弃其学”⑥。八思巴作《降伏道师之颂偈》以记其事。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1264年迁都大都，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该院负责全国的佛教事务和吐蕃的行政事务，八思巴成为全国的佛教领袖。1265年，八思巴返回萨迦，在金顶殿建吉祥多门塔，为七座萨迦前辈的灵塔建了伞盖、法轮、金顶，组织书法家用金汁抄写显密经典二百余部。八思巴返藏前，就曾派人给萨迦寺送去许多财宝，由本钦释迦桑布扩建萨迦寺。此时，萨迦寺财力雄厚，已成为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期间，八思巴又拜克什米尔大班智达室利塔噶达巴扎等多位学者，学习显密经论、五明知识。”总之，对五明、三藏经论、四续部密法以及有关的经籍、论著、灌顶、护持、咒语等方面所有的学识几乎都学过。”⑦八思巴虽居高位，但却从不自满，虚心好学，具有真正的智者风范。
八思巴三十三岁时，即1267年，忽必烈派使者迎请，遂率众随从北上，并设置了十三种侍从官员。当时遭到噶当派大学者卷丹柔贝热止的嘲讽，寄诗云：”佛陀教法被衙署乌云所遮，众生幸福被官长一手夺去，浊世僧人正贪图官爵富贵，不懂这三条就不成为圣者。”八思巴当即作诗回答云：”教法有兴衰为佛陀所言，众生之幸福由业缘而定，教化一切要按情势指导，不懂这三条就不是贤者。”⑧显然，这两首诗代表了当时藏传佛教界在宗教与世俗社会关系方面的不同意见，一方保守传统，提倡避世、静修；一方则积极参与世俗社会的事务，甚至执掌政权，争取元王朝的更多支持。当八思巴抵达大都时，皇太子真金等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王公宰辅士庶离城一舍，结大香坛，设大净供，香华幢盖，大乐仙音，罗拜迎之。所经衢陌皆结五彩，翼其两旁万众瞻礼，若一佛出世。”⑨《萨迦世系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八思巴在当时的元帝国享有无比尊崇的地位。八思巴给忽必烈献上了他所造的蒙古新字，1269年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内云：”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⑩《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三十六岁时，即1270年，八思巴再次给忽必烈传授密法灌顶，忽必烈命人将西夏皇帝的玉印改成六棱玉印后献给八思巴，并封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元朝攻伐南宋之际，八思巴师徒亦用密宗法事积极协助元朝的军事行动，尤其让他的弟子胆巴国师祭祀密宗护法神——大黑天，当时亦有护法神显灵的故事。《发思巴行状》亦云：”时则天兵飞渡长江，竟成一统，虽主圣臣贤所致，亦师阴相之力也。”@藏传佛教密宗与骑马民族的尚武精神合拍，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柱，而八思巴正是这种力量的给予者。
八思巴四十一岁时，即1276年，在皇太子真金的护送下抵达萨迦寺。第二年，以皇太子真金为施主，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莫举行了盛大的法会，与会的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