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个割据政权，社会从混乱走向了有序，经济得以恢复，文化也相应地得到发展。佛教再度在西藏传播开来，各阶层中均有献身于佛教复兴事业的人。佛教很快席卷了青藏高原，成为藏族最主要的宗教信仰，直至今日。佛教之所以在西藏得以复兴，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在西藏佛教复兴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考虑历史传统的影响。朗达玛灭佛前，佛教已经在吐蕃传播了二百年时间，这不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佛教的信仰在许多人的心灵上生下了根。吐蕃的僧人虽然还俗了，但当时他们作为吐蕃人口的组成部分，仍然是存在的，脱去了袈裟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内心的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着佛法。《贤者喜宴》中说朗达玛灭佛不久，一些大臣又将埋于地下的佛像重新供奉起来。当时还出现了称为”具顶髻阿罗汉’’的佛教徒，他们着有衣领的僧衣，而头留发髻，夏季安居期间，住于寺院护持戒律，安居后又住于家中。人死后念诵《般若经》来超度，挨户串门的持咒师亦有不少。所以，虽没有了真正的出家人，戒律的传承断了，但佛教的观念已深深地留在一部分人的心里，如同深埋在土中的种子，一遇春天就会破土而出。
朗达玛灭佛时，在曲沃日修行的三位僧人：藏饶赛、约格迥和玛释迦牟尼，立即带着律经逃离西藏，经长途跋涉，最后到达河湟之地（即今青海省的海东一带），居住于丹斗（青海化隆县境内）等地一边静修，一边传法，被称为”三贤者”。当地的一位青年跟随他们学法，”三贤者”连同两位和尚给他授了比丘戒，法名贡巴饶赛。按佛教的戒律，授戒时必须有十位受戒十年以上的僧人参与，当时无法凑够足数的僧人，只好在特殊年代行特殊事。但吐蕃佛教的戒律传承却因此得以保持，并绵绵不绝。贡巴饶赛又到河西等地学法，成为一代高僧，被尊称为”喇钦”，即”伟大的上师”。他以丹斗寺为中心，开展弘法活动，佛教在安多地区兴盛起来。到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唃厮哕建立青唐政权时，在青唐城（今西宁市）内建有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佛教已经在青唐政权内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吐蕃的佛教传承并未中断，这也为卫藏地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便利。
西藏新兴的封建主们十分热衷于佛教的复兴。建立封建割据统治的人大都是吐蕃王室的子孙或贵族的后裔，他们的先辈中赫赫有名者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人都是支持佛教的，这些先辈名人成了他们仿效的对象。佛教满足了他们对信仰的渴求和心理的需要，同时佛教的学说对社会的稳定，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西藏佛教的复兴与统治阶层的支持是不可分的，没有他们的支持，要想复兴佛教是难以想象的。西藏山南地区桑耶寺一带的地方首领益西坚赞和西藏西北部的古格王朝是最为典型的支持佛教的地方势力。益西坚赞听说安多地区有佛教，遂决心恢复卫藏地区的佛教。他同其他的封建主联合起来，从卫藏地区选派了鲁梅·慈成喜饶等十人，前往安多学习佛法（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在970年左右）。鲁梅一行到达丹斗，拜喇钦为师，受比丘戒，学习了佛教的戒律和其他经论。鲁梅等人学成后返回卫藏，在各地的地方首领的支持下，他们兴建寺院，吸收门徒，传授佛教戒律，使卫藏地区有了守持戒律的佛教僧人。鲁梅等人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建立了许多寺院，如他的著名弟子那囊·多杰旺秋建杰拉康寺（公元1012年），主梅慈成迥乃建唐波且寺，均是当时传播佛教文化的中心。因他们的戒律传承来自卫藏的下部安多地区，史称”下部律学”或”前期律学”（指从吐蕃传下来）。
佛教的复兴也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和欢迎，西藏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和动乱，对现实社会的恐慌、畏惧和不可思议是民众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他们需要心灵的依托和安慰，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定。当他们听到佛教福音的传播时，如一缕阳光照亮了他们心中的黑暗。佛教教义中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以及关于来世极乐世界的蓝图，很快赢得了民众的共鸣。出家、求法、翻译为这一时代的风尚，愈来愈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并获得了极高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