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历时10年的滥发彩票狂潮。
1901年4月，外国彩票公司刚刚停办，商人黄秉璋以“按票加抽一成，预交厘洋五万元，以助顺直赈需”的巨额报效，说动顺直善后筹赈局，在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后，在上海筹设普济公司，发行顺直义赈彩票。顺直地区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重灾区，普济公司为顺直善后筹款而远赴上海设立彩票公司，说明上海是当时唯一一个能够辐射全国的彩票发行市场。顺直义赈彩票第一会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3元，头彩8000元，4月28日售票，6月1日开彩。
普济在沪设公司的消息一经传出，北方兵灾各省纷纷在沪设立公司。5月，郑雍明等商人在山西巡抚岑春煊的支持下，在沪创立广益公司，准备发行山西义赈彩票，专利6年；同月，安徽巡抚王之春联合晋、陕两省巡抚，批准成立皖省安济公司，发行“协助秦晋义赈彩票”，由具有候选同知衔的绅商萧颂卿亲自创办，集资30000元，每月报效秦晋赈款2400元。
由于租界当局已取缔外国彩票，也不准在租界内再设彩票公司，故上述三家公司均设于上海南市。但上海是广济公司的地盘，广济公司有两江总督的支持，更想独霸江南彩票市场，上述三家公司的设立对其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因而它一面斥责这三家公司设彩乃是借义赈为名牟利，一面请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上海道出面，强迫三家公司退出上海彩票市场。山西广益公司、安徽安济公司因后台不硬，未及在上海售票即被两省巡抚饬令停办。普济公司则依仗李鸿章势力，与广济力战，以保其在上海的合法地位。但不久李鸿章病重，无暇顾及普济，普济不得已退出上海，将公司改设烟台。其第二会彩票增额至15000张，头彩增至10000元，9月3日在烟台开彩。后又增额至20000张。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需赔款45000万两，由各省分摊。于是添设新彩票又成了各省应付赔款的手段之一。鉴于普济、广益、安济在上海的失败，此后彩票公司多设于本省。这其中以湖广的彩票最为典型。
庚子赔款数额确定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便把开办彩票与加派田捐、加抽厘金并列为筹款的三大手段。1901年11月，张之洞派人筹备湖北彩票公司，并在黄冈县先行试办，虽然购者寥寥，但仍于1902年1月强行在全省推广。湖北彩票仿日本富签票名称，称作签捐票，总局设汉口，第一会于4月3日开彩，额设20000张，每张售价6元，中彩率10％，头彩50000元。湖北签捐票开启了中国彩票实行官办的先声。
当时湖北彩票有两种，一为大彩票，设于汉口商务局，一为各州县彩票，在各地方销售。为了能将彩票尽行售出，张之洞还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向下摊派。大彩票多由众人自行购买，州县彩票则强行分摊，每州县派3000张，大县每张售钱2000文，中县1500文，小县1000文，并把推销彩票成果列为各级地方官的政绩考核标准之一。州县领到彩票后均交地方绅士代为推销，不管是否售出，必须交足钱款。因而这种彩票的发行弊病丛生，扰民日重。
在湖北开办彩票的前后，浙江、福建、河南、四川、奉天均在官方支持下开办大型彩票公司，至于小型彩票公司则几乎无省不有，彩票泛滥全国。
彩票所到之处，博彩之心竞起，甚至波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1903年春节北京一些人的拜年名片上也印有彩票公司的开彩广告。彩票的危害已渐为人所共知，社会上请禁彩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02年底，直隶总督袁世凯鉴于彩票承办商未能按规定如数报效，交足款额，亦感到彩票不是国家集资的正常手段，遂向清廷上奏，停办普济公司的顺直义赈彩票。2903年初，他又在直隶地区取缔一切私家彩票。这是中国发行彩票以来官方第一次在一个省区内对彩票采取严厉的禁售措施。
对于袁世凯之举，清廷并未积极倡导，抓住这一时机在全国禁赌，反而消极处之。这是因为清廷此时正在酝酿发行国家彩票，以开饷源。
国家彩票的议设共有两次。一是1901年夏，当时庚子赔款数额已定，清政府无力筹措，陈明达（或赫德）遂向清廷提议，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家彩票，在全国销售。对此赞成者有之，而反对者居多。清廷也难下决心破除历代沿袭的禁赌律例，故喧腾数月之后不了了之。二是1902年底御史徐靖奏请开设国家彩票，1903年初朝廷谕令督办政务处会同户部议复，其目的是解决国库空虚，具体方法是取消各省督抚手中控制的彩票公司，归国家统一办理。对此清廷有意批准，遂令各省复奏。这一方案除了遭到舆论的反对外，更受到督抚们的强力抵制，尤其是湖北、江苏两省，反对尤烈。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全国最大的湖北签捐和江南义赈彩票，所收之款乃地方行政之需，不愿轻易归人国家。对此清廷也无力恃强，这次国家彩票方案亦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