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书编辑召集人、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兼科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处长、中国医药学院教授兼训导主任、台湾逢甲工商学院及静宜文理学院教授、中国文化学院三民主义研究所指导教授，现任东海大学教授。著有《中华民族之研究》、《中华文化概论》《文化主义与国运》等。
己亥建储
1900年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为废黜光绪帝位，另立傅携为皇储“大阿哥”的事件。因该年为旧历己亥年，故史称“己亥建储”。
1889年（光绪十五年），慈禧太后表面上“归政”光绪帝，实际上仍然操纵着清朝军政大权。光绪帝不甘于长期处于无权地位，亟想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故清廷内部一直存在帝、后两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深感民族危机严重，同时受到康、梁变法维新主张的激励，更加渴望掌握统治实权，有所作为，以雪国耻。因此，这—时期的帝、后党争，更与维新、守旧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戊戌政变后，光绪帝不但是一个傀儡，还惨遭慈禧太后的长期囚禁。尽管如此，慈禧太后仍不满足，总想废掉光绪帝位，或借助光绪帝“病重”的谎言，将光绪谋害，但由于外国公使和部分疆臣的反对，始终未能如愿。
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海外。在海外，康有为、梁启超大肆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1899年7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康有为等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狂热宣扬光绪“圣德”，抨击慈禧侵夺帝权、抗拒变法等罪行，号召国人起而迫慈禧归政，拥光绪帝复辟。在康、梁等人鼓动下，南洋、欧美华侨纷纷响应，各地人保皇会者达百余万人。海外保皇势力又与国内维新派互通声气，里应外合，形成一股促太后“还政”的强大舆论，对慈禧太后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慈禧不但恼恨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下令缉拿康、梁，同时“益恨德宗（即光绪帝），思废”。后党顽固派骨干荣禄、载漪、刚毅等人，曾助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因此对光绪帝存有很大戒心。光绪帝虽被幽禁，而帝位犹存。荣禄等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一旦慈禧先死，光绪帝复政，则他们难免杀身大祸，因此耿耿于怀，必欲去光绪帝位而后快。
1899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荣禄向慈禧太后献密计：选择宗室近支子为大阿哥（即皇储），以便日后取代光绪。慈禧采纳。后党惧怕帝国主义干涉，便派李鸿章探听各国公使的态度。各国公使一致表示“不赞成”。但是，慈禧仍坚持己见，于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王公大臣至仪鸾殿，宣读了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诏书，内称光绪孱弱多病，久无后嗣，上负祖宗社稷，下误黎民百姓，故决定立嘉庆皇帝曾孙、端王载漪之子傅为皇储“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派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定于次年正月初一（1900年1月31日）举行建储典礼。
“己亥建储”之后，慈禧为取得各国列强对其废立一事的支持，亲自宴请各国驻京公使夫人，各国公使仍持反对态度。载漪也派人放风，希望各国公使人宫祝贺，但遭到各国公使的冷落和拒绝。
建储消息公布后，社会上群起反对，各界人士纷纷斥责清廷此举“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就在清廷宣布立大阿哥的第三天，即1月26日，上海绅商经元善（电报局总办）、叶瀚、马裕藻、章炳麟、唐才常、丁惠康、蔡元培、黄炎培等1200余人合词电奏，强烈反对，并指出“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湖北官绅50多人赴京“拼命力争”。南洋及美洲华侨中也有人电达总理衙门谏阻此事。
清廷命李鸿章探询外国公使意见，英国公使答称：此事虽系中国内政，邻国无干涉权，但以后“遇有交涉事，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英驻上海领事甚至公开宣称：如光绪帝被废，于一月内英可调印度兵30万来华。日、美、法等各国公使也纷纷表示“干预”，并拒绝为大阿哥致贺。
荣禄电询部分疆臣意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其他疆臣大吏也多持反对意见。
国内外的反对声浪，给慈禧后党顽固派造成巨大压力。所以，虽然立了大阿哥，却迟迟不敢进而废掉光绪帝。
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盼子成龙心切的载漪极恨列强阻止废立之事，遂捏造列强发兵是为“勒令太后归政”的谎言，激慈禧对洋人开战，以借混乱之机，速行废立。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继续向北京进军，直逼北京城下。慈禧携光绪和大阿哥等仓惶西逃。逃难期间，慈禧和光绪昼愁夜忧，一时一刻都不得安宁。而大阿哥却少年不知愁滋味，又是玩鸟又是听戏，大臣见了，个个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