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崎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中，冯诺伊曼也起着历史性的重要作用。在长崎原子弹研制上，冯诺伊曼通过仔细的数字计算，计算出起爆的内向爆炸方法所需要的程序。在氢弹研制上，他负责全力利用最先进计算机的关键性工作。50年代初，他是美国（用赫伯特·约克的话来说）“核导弹技术的首席顾问”，并设法通过了一项关于ICBM发展的应急方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他的身体垮掉为止这个时期内，在核武器技术革新的竞赛中（这场竞赛中美国走在苏联的前面），他积极地从事着科技和政治方面的工作。晚年，他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职委员，但他仍然花了许多业余时间来整理他论述计算机和人脑的相似与差别的手稿。
同事们用各种方式描述了冯诺伊曼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智慧。我们引述乌根那·魏格纳的话说：
“只有一种非凡的头脑能够对科学作出象冯诺伊曼那样不同寻常的贡献。也许，他那精确的逻辑是他智慧的最关键特征。人们会记得那样一种完美的设备，这种设备的齿轮用机床加工成千分之一英寸的精度。假如一个人听说过冯诺伊曼，他就会懂得人的心灵应该怎样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位有深刻观察力的同事的意见。对冯诺伊曼来说，才华横溢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智慧的天资。这种性质在他15岁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的记性很好。正是他的特殊记忆力使他有可能去追求科学以外的大量业余爱好。他是一位业余历史学家，他像任何专业历史学家一样对历史的长河十分熟悉。他能很流利地讲5种语言……他读过并且记得无数的书籍……”（《对称与反省》1967年）
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间，他对武器发展的迷恋暴露了他那阿基里斯式的足踵。
贝时璋
（1903～）中国生物学家浙江镇海县（今宁波市）人。早年留学德国。1928年获蒂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0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北京实验生物所所长、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从第三届起任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主任。还是《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分编委会主任。
贝时璋从20年代起，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工作。研究细胞的常数、再生、分裂、转变等活动规律，获显著成就。提出细胞重建观点：在生物体内，除细胞分裂外，以某种物质为基础，他可一步步形成完整细胞。这一重大发现，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上有极其重要意义。
贝时璋和其助手对细胞重建问题进行过反复研究，证明鸡胚早期发育中，胚盘本身的细胞内卵黄颗粒也能进行细胞核和细胞重建。还研究半年虫性转变中生殖细胞重建，通过实验观察到在半年虫生殖腺和生殖导管之间，生长中卵母细胞可进行核重建和细胞重建，且多半通过多核体中间阶段。
贝时璋研究过线虫生活史、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再生现象、染色体结构和行为；甲壳类动物（小虾）色素细胞在不同温度和不同浓度眼柄激素影响下的活动情况；双翅目昆虫摇蚊幼虫变态过程中咽侧体结构和功能变化；环节动物再生、再生与自然分裂关系、不同温度下分裂与解体关系等。
贝时璋从30年代起，长期担任科学界和教育界各种领导工作，为培养科技人才做出重大贡献。
斯内尔
（1903～）美国免疫学家、遗传学家生于马萨诸塞州哈佛希尔。1926年获达特默思学院理学士学位，1928年获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29～1933年先后任达特默思学院、布朗大学、得克萨斯大学讲师。1933年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1935年后任缅因州杰克逊实验所研究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遗传学家协会会员。
斯内尔主要研究组织移植遗传学与免疫学。从40年代起，开始观察异体器官移植组织“排异”现象。经过长期对家鼠进行组织移植的实验研究，发现鼠体内免疫系统通过对外来组织细胞的一组特殊抗原系统识别异己，抗原的形成受细胞核内特殊染色体的一些基因控制。斯内尔把这种特殊抗原系统称为H-2系统，证实用不同H-2系统进行组织移植会产生“排异”现象。揭开组织“排异”秘密，给器官移植手术带来希望，开辟出新的医学研究领域。1980年斯内尔与贝纳塞拉夫、多塞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斯内尔对放射遗传学和免疫遗传学也有研究。
埃克尔斯
（1903～）澳大利亚生理学家生于墨尔本。1925年毕业于墨尔本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29年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墨尔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获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27～1934年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