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这是他决心走向为人民服务这一革命道路的转折点。1935～1937年，他写了近一百篇科学小品和论文，后来集为《抗战与防疫》（又名《话提小魔王》、《微生物漫活》）、《菌儿自传》、《细菌与人》、《细菌的大菜馆》、《我们的抗敌英雄》等集子，它既是科学小品，又是革命史诗，是对日常生活敌人——病菌斗争的指针，也是对反动派、帝国主义斗争的启示。这时他还参加了救亡运动，与陶行知合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用科学文艺教育小读者。这时他已开始瘫痪，行动困难，仍然尽力参加各项革命工作。1937年秋，奔赴延安。1939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后疾病恶化，党把他送到香港治疗。非人的待遇，迫使他离开医院，到九龙居住。太平洋战争爆发，广州沦陷，他开始了流亡生活，被辗转护送到桂林；1944年又移到平乐、昭平、黄姚、八步等地。1946年经广州到上海，次年转移到台湾，直至1949年。此时疾病加重。这时期写的诗有《电子》、《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长期的忍耐》、《悼四烈士》、《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科学论文有《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天的进行曲》等。这些作品都尖锐地揭露了敌人，并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反动势力必然灭亡的趋势，他由一个爱国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49年北平解放，从香港回到北京，从此专为科学普及和少年儿童进行创作，先后担任了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顾问、科学技术协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历届理事，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科协创作协会顾问，北京“自然科学小丛书”副主编，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先后写有《大海给我们的礼物》、《灰尘的旅行》、《镜子的故事》、《我们的土壤妈妈》、《太阳的工作》、《时间伯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等，汇集成册的有二十多本。《我们的土壤妈妈》曾获得1954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大会一等奖，被推荐为最优秀的儿童读物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时刻关心科学普及工作，写成了《加强科学普及工作》、《谈谈我对科学普及工作的几点体会》、《让科学普及工作的园地开遍芬芳鲜艳的花朵》等文章，坚持为孩子们写科学故事、小品及诗歌。1977年8月，为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不顾年老有病，准时出席北京科学家与青少年会见大会，并当场发表了《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一诗，此后，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为全国各地报刊写了近四十篇文章和许多诗歌。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80年，他的《你们知道我是谁》等选集，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