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卓越的工作，我们获得了有关联系系统是如何确立起各部分特质的一致解释。
贝特森最喜欢把他自己的态度比作一台机器，他说：
“请设想一下一台机器——我们将它分成四个部分——我可以随便称它们为‘飞轮’、‘调速器’、‘燃料’和‘汽缸’。此外，机器是以两种不同方式即‘能量摄入’和‘载荷’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机器——飞轮驱动调速器，调速器又改变燃料供应状况。而燃料供应的是那反过来又驱动飞轮的汽缸——在这一意义上这过程乃是循环。
由于系统是循环，回路中任一点上所发生的事件就会影响该回路的各点。”
贝特森工作的中心就放在这种系统是如何对来自环境的输入作出反应的过程。比如，一台机器载荷的减轻就可能会引起飞轮的加快，但它又是怎样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呢·如果机器是由飞轮与调速器间的正向反应所构成的，那么，飞轮速率的加快就会引起汽缸燃料供应的增加并驱动飞轮转得更快，如此等等。因此，系统会不断加速，这样，似乎很可能会造成系统某一部分无法承受这种加速，从而这又使系统停止运转。相比之下，机器通常是处在飞轮速率与燃资供的调速器控制间所建立起的一种负向反应过程中的，而这样的系统相对说来更能维持持久的系统运行。在这两种情形中，系统的环境可以被设想为信息——而信息则被看作系统被改变并转达到下一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发展对系统的分析过程中，贝特森以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为基础，建立了对信息流及其控制的数理研究。贝特森将这些概念运用到一系列广泛问题上，以证明通常被学科边界相分开的课题之间存在着的联系。这种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使贝特森的著作具有繁琐的学院式工作所几乎没有的发现感。结果，贝特森获得了广大的不同寻常的“地下”听众，尽管他在任何学院学科中从未有一席合法的地位。
贝特森接受的是人类学家的训练，他的第一次田野工作（和新不列颠的贝宁一起进行）在他自己看来乃是“失败”的。他的下一次田野工作是在新几内亚的雅特莫尔人中进行的，这项工作的结果是写出了《那汶》一书——此书是民族志研究历史上一部尚未被人认识到的经典之作。它概括了贝特森在后来工作中所大量描述的学习的一般过程：作者曾对书中大量观点作过筛选，而后在附言中又对自己的分析作出了一种更一贯的阐述，但在此书的第二版中，作者又对自己早期工作提出了自我批评。贝特森对自己作品的反复推敲是同他对雅特莫尔人的仪式作为一个较大社会系统中内部联系诸部分间的信息和反应（包括男女之间、老幼之间和团体之间的信息交通）进行分析的一贯兴趣分不开的。《那汶》一书从许多方面不同于它那个时代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正统观点；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贝特森承认，以一种不变方式起作用的雅特莫尔社会系统是由于心理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
在他论精神分裂症的著作中（这一工作对最近的“家庭治疗”运动有着巨大的影响），贝特森认为，儿童生长在一个对环境输入作出可认知反应时鼓励和惩罚两种选择同时存在的家庭系统中，就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的产生。简言之，如果孩子做了“×”，他会被告知做“非×”；而假如依这建议作出反应，他又会得到相反的信息。既然不可能有一致的反应，儿童便会在与世界相互作用的选择模式间摇摆不定，陷入“双重束缚”之中。贝特森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这项工作是他作为官方人种学家在退伍军人管理医院工作时进行的）证明了贝特森本人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信奉。他不但同医院的病人交谈，而且还伴随病人一同走访各自的家庭。
在后来的工作中，贝特森将他对系统行为的兴趣用到了生物演化和学习的问题上。他形成了有关这两种现象之作为“随机系统”或“随机成分和选择因素相结合系统”的统一见解。在他看来，一个种系的延续需要有一种对环境输入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但这种反应未必是全体性的：一个种系必须具有维持自身适应环境未来变化的能力。因此，在机体水平上，环境的变化会迅速使那些适应力差的个体消灭，但在基因库水平上仍有不同选择的可能性（这是由基因的随机结合所产生的）。不但有被保存下来的隐性基因，而且还要求适应不直接改变基因库，比如一种觅食的习得方式就并不成为下一代的程序指令，在贝特森看来，学习遵循着从一系列对新输入的可识别变化的反应进行淘汰的模式。比方说，迷宫中的老鼠会通过多种路线试探发现食物，并且最终去去除错误的选择路径从而懂得找到食物的正确路径。这种学习是比基因库选择更为灵巧的对环境条件的反应，但机体仍然表现出一种较灵巧的反应即学会学习或“再学习”。还是用上面的例子作说明，当老鼠接触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迷宫，它用以学会钻新迷宫的时间就会越短：老鼠学到了如何“解决”迷宫问题的某些知识。这种较一般的学习水平允许对变化作出反应中的较大灵活性：它允许对固定行为模式的依赖越来越小。
从根本上讲，贝特森自己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