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仁和消极无为的理论的揭露和批判。《匿名的故事》（1893）揭露了民粹派恐怖分子的精神堕落。《带阁楼的房子》（1896）则是讽刺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无补于事。
在《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文学教师》（1894）、《醋栗》、《姚内奇》（1898）中契诃夫确实“善于在那乍一看来一切都好像很好、很舒服，甚至光辉灿烂的地方也能找出庸俗的霉菌”。他还指出，庸俗环境的腐蚀性是通过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与思想空虚而起作用的。
揭露资本主义是契诃夫后期许多重要作品的主题。《女人的王国》（1894）、《三年》（1895）、《出诊》（1898）描写城市的资本主义剥削。《出诊》通过工厂继承人的不幸指出资本主义关系的悲剧性实质，但作者指望一走了事以摆脱这一关系，这说明他尚未看到工人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农民》（1897）和《在峡谷里》（1900）写的是资本主义给农村带来的灾难。前者再现了农民的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后者则描写资本在农村的更加原始和肆无忌惮的掠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罪恶。这些触目惊心的情景有力地驳斥了民粹派把农村生活理想化的谎言。
脍炙人口的《套中人》（1898）的意义在于契诃夫用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个反动、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套中人”的典型形象。而周围的人能与这个统治阶级的奴才与帮凶和平共处则更加突出了社会生活的停滞与黑暗。契诃夫以“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的呼喊表达了他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愿望，又以“套中人”别里科夫喜剧性的死亡暗示反动势力的必将崩溃。
随着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革命气氛的加强，契诃夫的作品中出现了追求光明未来的调子。这在1903年的《新娘》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女主人公所奔向的新生活还只不过是朦胧的憧憬，但她走出庸俗的家庭，想“把生活翻一个身”的愿望却是激动人心的。
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也极为丰富。他早期的通俗喜剧如《蠢货》、《求婚》（1888）、《结婚》（1889）、《纪念日》（1891）等，风格与早期短篇近似。《伊凡诺夫》（1887）以及以后的剧本主要围绕着知识分子主题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探索。《伊凡诺夫》批判了自由主义者和民粹派的软弱无能。《海鸥》（1896）通过女主人公痛苦的生活道路说明，艺术家只有摈弃对个人荣誉的追求，把社会责任感放到首位才有可能在生活中取得胜利。《万尼亚舅舅》（1897）揭露了徒有虚名的伪学者的平庸、自私，同时怀着忧伤和惋惜的心情，谴责那些有才智、辛勤劳动、但却因缺乏明确理想而变得消沉的知识分子。《三姊妹》（1900）对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较前严厉一些。剧中出现了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预感和三姊妹对生活意义的痛苦探索和对幸福未来的追求。在最后一部作品《樱桃园》（1903）里，美丽的樱桃园是光明绚丽的祖国的象征。腐朽的地主贵族阶级无力保护它。新兴的资产阶级暂时占有了它，但其冷酷贪婪的本性必然要毁灭它。契诃夫预感到祖国美好的未来将属于另一些人，但由于阶级的局限，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认识到当时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是新生活的主人，也没有找到当时已开始传播的、指导人们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剧中的新生活也仍旧是模糊的。虽然契诃夫渴望写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这部剧本并未完全达到这个要求。
契诃夫是伟大的创新者。在体裁、题材、艺术手法上他都独具一格。在俄国文学史上他第一个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体裁攀登到世界文学高峰。他以对生活挖掘的深刻，对典型形象概括的鲜明、集中，对语言运用的简洁、准确，发挥了短篇的最大潜力。他的小说和戏剧都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不靠曲折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而以善于揭示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取胜。在结构上，他的短篇突破了陈旧的公式，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戏剧里也看不到传统的冲突和高氵朝。他的作品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大量的潜流和潜台词促使读者细细琢磨作者没有说透的话，沟通着他们的思想感情，形成契诃夫独有的抒情性。
契诃夫的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对世界上的许多作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兹麦伊
约凡·约凡诺维奇·兹麦伊（1833～1904）是塞尔维亚著名爱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