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多产和全盛的年代，也是他在政治上表现较好的几个年头。1937年，出于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发表了诗歌《西班牙在我心中》，不久，这个作品就被译成欧洲和美洲的各种语言广泛流传。在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前线，许多战士随身携带，借以鼓舞斗志。这个时期，他还发表了诗作《伐木者醒来吧》和诗集《葡萄园和风》，标志着这位智利诗人的思想和艺术高峰。《伐木者醒来吧》写于1948年，作者以奔放豪迈的笔调赞美了受压迫受奴役民族和人民的反抗精神，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奴役压迫黑人的罪行。这是一首无韵的长诗。作者成功地模仿了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常用一些排比的句法，并把讽刺与抒情的段落交插对列，以激起读者感情上的起伏。这首诗后来被收集在1950年出版的《诗歌总集》中。在这个时期，聂鲁达还写了关于中国的诗歌，其中一首《向中国致敬》收在1954年出版的《葡萄园和风》里。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每况愈下。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回忆录《我的生活经历》在他死后于1974年出版。由于很少谈及自己政治思想的实质问题，在拉美也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197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契诃夫
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的创作占有光荣的一席。他是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也是优秀的剧作家。
契诃夫生在塔干罗格。祖父是赎身的农奴。父亲开一家小食品杂货铺。契诃夫弟兄几个从小就得站柜台，学会应付顾客和要买卖上的小骗术，还要无休止地在教堂唱诗、做祷告。而契诃夫所上的中学则是一所制造奴才的工厂，气氛比家里更加窒息。1876年，契诃失的父亲破产，全家迁往莫斯科。契诃夫一人单独留下继续上学，以兼当家庭教师为生。他从小生活在贫困、屈辱、虚伪、庸俗的小市民习气的包围中，这就把他锻炼成为一个最善于揭示日常生活的悲剧的作家。1879年，契诃夫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一八八四年毕业后兼当医生和作家。
从大学一年级至逝世的二十四年间，契诃夫写了大量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十几个剧本。他的作品是十九世纪末及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脱离当时革命斗争的作者本人不懈地追求明确的世界观的痛苦探索过程。
为了糊口，契诃夫早期大量的幽默小说难免粗糙。但从一开始他的许多幽默短篇如《勋章》、《外科手术》（1884）、《马姓》（1885）、《错》（1886）等即以其反映社会风尚的内容及清新活泼的风格而高于流行的逗笑故事。而《胜利者的胜利》、《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1883）、《变色龙》、《假面》（1884）则已由幽默转为讽刺，是对统治者的骄横跋扈和对被统治者的奴颜婢膝痛加针砭的作品。其中《变色龙》中趋炎附势、见风转舵的奴才的典型形象塑造得尤为出色。《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里横蛮愚昧的中士则是扼杀一切有生气的事物的沙皇专制军警制度的象征。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契诃夫的社会责任感日益增强，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也日益广泛、严肃，民主倾向也更为明确。《哀伤》（1885）和《苦恼》（1886）表达了劳动人民的伤痛。《万卡》（1886）和《渴睡》（1888）揭露了资本对幼弱无助的儿童的残酷压榨。在《风波》、《安纽黛》、《恶梦》、《歌女》（1886）中，契诃夫在对“小人物”寄予同情的同时，用对照的手法，对自认品德高尚、有教养的老爷、太太、少爷的粗暴、自私、虚伪和道德堕落，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幸福》（1887）和《草原》（1888）则表现了祖国巨大的潜在力量和人民对幸福的渴求。但如何求得幸福，契诃夫自己也不知道。在1889年写成的《没意思的故事》中，作者通过毕生献身科学的老教授晚年发现不知生活目的何在的悲剧谴责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缺乏明确的世界观。这也反映了作者探索真理而不得的苦恼。
1890年他到流放犯人的库页岛进行了调查。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浪潮的新高涨也带动了他，使他对社会活动感兴趣并对一些政治事件表示自己明确的态度：参加救济饥民（1891）和防止霍乱流行（1892）的工作；在德雷孚斯案件中主持正义（1898）；为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了自己的名誉院士称号（1902）。这些行动说明他的思想渐趋成熟，使他的创作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这首先表现在他与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有害理论划清了界限。《第六病室》（1892）把整个沙皇俄国隐喻为一座暗五天日的大监狱，其野蛮、残忍和混乱惊心动魄。年青的列宁读完小说后感到自己也被关进了“第六病室”。这部作品和同年写的《在流放中》都是对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