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凯特青少年时就开始写作，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用英文写了关于乔伊斯的论文（1929）和关于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的论文（1930），短诗《婊子镜》（1930），短篇小说《刺少踢多》（1933），长篇小说《莫尔菲》（1935）和《瓦特》（1942）。战后，他用法文写的居多。他继续写诗歌和小说，比较受到注意的是1948年到1949年写的长篇小说三部曲《莫洛依》，《马洛纳正在死去》和《无名的人》。《莫洛依》前一部分写身份不明的莫洛依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目的——好像是去看望正在死去的母亲，又好像是出于其它隐秘的动机——登上旅程，他在城里、乡间、林中的艰险而又彼此相似的道路上东奔西突，受尽种种磨难，最后倒在深沟里。第二部分写一个警察，又好像是莫洛依的父亲，寻找莫洛依，陷入了莫洛依经历过的同样的迷津，找了几个月毫无结果。此人身上经常闪现出莫洛依的形象，仿佛是莫洛依分裂为两个人。这小说似乎意在说明：人生是周而复始的艰辛而又虚无的浪游。《马洛纳正在死去》中的马洛纳是个垂死的人，为了忘记自己正在等待死亡，忘记自己的烦恼，他不住地给自已讲些大都毫无意思的故事。这也是浪游——内心的浪游，不过天地已缩小到一个房间。《无名的人》走得更远，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形象，只听见一个人在说话。不知这人是谁，他甚至连名字也没有。
他的成名作，两幕剧《等待戈多》写于1948年。第一幕，主人公弗拉迪米尔和艾斯特拉贡（简称狄狄和戈戈）山现在一条村路上，四野空荡荡，只有一棵光秃秃的树。他们自称到这里等待戈多。可是戈多是何许人？同他们相约在何时何地见面？连他们也闹不清。他们苦苦地等待着，为排解等待的烦躁，他们没话找话，前言不搭后语地交淡；并且没事找事，做出许多无聊的动作。可是总不见戈多，却来了一个名叫波佐的和一个名叫幸运儿的。前者用—条绳子牵着后者，并时而挥舞一条鞭子威胁后者。后者则替他拿着行李，并唯他之命是从。最后又来了个孩子，声称是戈多的使者，通知狄狄和戈戈：戈多今天不来赴约，但他明天准来。第二幕表现狄狄和戈戈第二天等待戈多，几乎是第一幕的重演：同样是那个地点，只是那棵树上多了四五片叶子；同样是波佐和幸运儿到来，只是波佐瞎了，幸运儿哑了；同样是那个孩子来通知说戈多今天不来，但他明天准来。
贝凯特主张：“只有没有情节，没有动作的艺术才算得上是纯正的艺术”。他的确把《等待戈多》的情节和动作减到了最低限度。这出戏没有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故事和戏剧冲突。用剧中人戈戈在第二幕的话说，他们在前一幕是“谈了一晚上空话”，就像“做了一场恶梦”。而后一幕又是这些空话和恶梦的重复。这正是贝凯特虚无主义人生观的体现，这种虚无主义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满。他笔下的人物，最不堪忍受的是话既空虚又可恶。在贝凯特看来，人类就是这样既难活，又难死，既有希望，又没希望，而归根结底是没有希望。他用第二幕重复第一幕，即是要表明如果演下去，第三幕、第四幕也一样：主人公等到最后，仍将是那个孩子来宣布戈多的失约和他“明天准来”的无信的诺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下获得解放，人们理所当然地充满希望。但战后的现实却是国际上的冷战和国内社会的畸形发展。与那些为资本主义既有秩序作辩护，唱赞歌的文学作品有所不同，《等待戈多》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对现实感到的颓丧和绝望。诚然，这一切都是采用别开生面的荒诞手法表现出来的。
《等待戈多》获得成功以后，贝凯特得出的结论是：这出戏易被观众理解的地方太多，他下一次将“寸步不让”，决心要人们“过不了五分钟就离开座位”。他继《等待戈多》之后所写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比《等待戈多》更加荒诞。《结局》（1954~1956）写一家三代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来临。半身不遂的哈姆坐在轮椅里，他的没有下半身的父母住在垃圾桶里，他的义子克洛夫则因病只能站不能坐。《最后一盘录音带》（1958）中，一个69岁的残废老头，反复播放自己30年前生日的录音，慨叹人生变化无常。《啊！美好的日子》（1961）写女主人公维尼身体逐渐陷在灼热的沙漠里，大地咔咔作响，世界行将崩溃，而她却固执地保持乐观，只要丈夫听得到她说话，她就认为这一天“美好”之至。《喜剧》（1963）中的一男二女索性连名字也没有，他们待在三个瓦罐里，只露出脑袋。灯光照到谁，谁就马上机械地讲起话来。
1969年，贝凯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理由是“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
坂口安吾
（1906~1955）日本小说家、批评家。1906年10月20日生于新县新市，1955年2月17日卒于东京。
坂口安吾是日本战事无赖派代表作家之一，与太宰治、石川淳、织田作之助等人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