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了手足深情，表现了对青春生命的爱惜和珍视。在篇幅短小、语言简古的《诗经》中，写出人物的个性，极为不易，而能在从对面设想的幻境中，写出人物的特点，更为难能。这在后世同类抒情模式的思乡诗中，也并不多见。因此，从艺术创意看，把《陟岵》称为千古羁旅行役诗之祖，是极有见地的。
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日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日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赏析】
这首诗充满了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气氛，读之不禁受到强烈的感染。
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敢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可以想象，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一句“岂日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象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
楚辞
如果我们把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史比作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那么，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三百篇就是它的上游，它们如同峭壁丛林间的山泉瀑布，千回百转，融会贯通，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积蓄了巨大的能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带来思想文化的大解放，也带来散文的勃兴和先秦文学的大拓展。中国诗歌长河，也借助历史文化的重大机遇，冲出夔门，在开阔平坦的江汉大地上，凝聚了神奇秀丽的南方特色，显示出烟波浩淼、风姿灼灼的新气象。中国诗歌史的这一段雄伟壮丽的文学景观，因为出现在南方楚国的原野上，有着浓郁的南方楚国的地方色彩，故而名之曰：楚辞。
楚辞开汉赋之先河，从艺术形式的传统继承关系来说，屈原为辞赋家百世之祖，这是人所共知的不争的事实。
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产生，绝对不是突然的、从天而降的。像屈原《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这样结构严谨、风格独特的鸿篇巨制，它们的产生，必然有其肥沃的土壤和深厚的渊源。
屈原在《橘颂》中写道：“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这个比喻性的说法，生动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只有辽阔广袤的楚国大地，才是楚辞作品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只有南方江、汉流域的独具特色的楚国历史、楚国文化、楚国民风民俗，才是孕育和产生楚辞作品的深厚渊源。
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屈原《国殇》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与刚强英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
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楚国与中原列国之间的历次战争，是一个备受凌辱而又日益壮大的南方民族，为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与异族之间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历史发展和艰苦斗争中，形成了楚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并逐步发展成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楚人充满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激情，屈原毫无疑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是我国诗文的重要源头，对我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屈诗具有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鲜明的政治观点，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风格，奠定了我国诗歌的风骨，屈原不愧是我国诗歌之父。
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