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史诗以周民族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后稷发明农业、公刘迁豳、古公宜父迁岐、文王伐密伐崇、武王克商等事件的描绘，集中表现了周人的勤劳和抗争精神，其目的是给后世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勉励后来的执政者勤于政事，不要荒逸。这组史诗中也有很多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但并不像殷人那样对上帝无条件地绝对崇拜和信赖。诗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天难忱斯”、“帝迁明德”的思想，强调执政者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德政来巩固天命，这无疑是周初周公“敬德保民”主导思想的反映。
这一组史诗叙事、描写和抒情交融运用，浑然一体，写得很有气势。诗中有些描写已有了比较完整的情节性，如像《生民》写姜螈无夫而孕、生子无灾、弃而不死的神异，有些场景描写也有声有色，如像《公刘》写周人迁豳后的安居：“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绵》写周人铲土、倒土、捣土、削土“百堵皆兴”的劳动场面。这组史诗还很讲究修辞，运用了很多排比、对比、对仗句式，也很善于用叠音词摹声状态，因而文学性很强。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它以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创作题材，展示了殷周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时代的历史风貌和民俗风情，其中也充溢着作者浓厚的宗国意识和强烈思想感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中国殷周巫觋文化与礼乐文化精神的艺术升华。
在《诗经》作品中，无论是写歌颂、或写怨刺、或写情爱的内容，大都能够面对现实，表现出真挚的感情。特别是《小雅》、《国风》中的怨刺诗，现实性更为显着，开后世讽谕诗歌和叛逆诗歌的先河，初步形成了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随着时代的推进，这个传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但都和《诗经》的首创精神有着密切的承传关系。
在《诗经》的二《雅》及《国风》中，保存了一些尖锐辛辣的怨刺诗，它们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揭露了激烈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种种丑行。就时代而言这些作品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厉、幽时期及其以后。其中一些作品，出自公卿列土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闵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历史经验，或揭露现实矛盾，或针刺昏君，或斥责谗臣，表现出作者系心国事、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忠心诚意。这在精神实质上，与歌功颂德之作实有相通之处。但它们对社会矛盾的大胆揭露，在客观上具有不容低估的文学思想价值。
在《诗经》的怨刺诗中，还有一些出自民间而经乐官整理后保存下来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锋锐的笔触，揭示了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揭露了统治者的污行秽迹，辛辣地讽刺和嘲笑了王公大人们肮脏的行径和无耻的丑态，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较高的文学水平。这些怨刺诗乃是《诗经》的精华之一。在儒家看来，怨刺诗即所谓“变风”，“变雅”，是王道衰落、礼崩乐坏、政教不行、人伦废丧的产物；其作“剌过讥失”，旨在“匡救其恶”。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和道德、伦理因素。怨刺诗的确是乱世的产物。不过就实质而言，毋宁说它们是生活于乱世之中的诗人们的怨愤的倾诉、不平的心声。
二《雅》中的怨刺诗大多是西周末年厉、幽时期及其以后的乱世之作。这些作品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较为出色者，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等等，都不外乎闵时伤乱、愤世哀民之作，不仅深刻揭示了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诗人们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国风》中的怨刺诗则多出民间，因而较为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国风》中的怨刺诗怨愤更强烈，讽刺更尖刻，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对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怨责和讥刺，《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陈风·株林》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等等，都无不在辛辣的讽刺中寓含深沉的怨愤，反映了广大下层民众不乎的心声。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怨刺诗，无愧为文学史上很有意义的名篇佳作。而其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后世诗人心向往之的楷模，甚至成为不成文的批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