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威，吓得山中百兽望风而逃，竞使得老虎误以为狐狸真是天帝“使其长百兽”而不敢吃它。《战国策》用来说明诸侯之所以害怕楚将昭奚恤，是因为他背后有楚王的强大力量。到了后世，引申而为成语，讽刺豪奴悍婢依仗主子势力欺凌百姓的恶霸行为。
还有些寓言，虽然不是动物，但也运用了拟人手法。如“土偶与桃偶”，作者抓住土偶遇水虽然分解终究复归本土，桃偶遇水则漂浮四方不知所归的特点，说明一个人（尤其是统治者）在政治上不能离开根本之地，否则流浪异国将无所依托，意味深长，可能是当时的民间传说。
社会寓言是把社会上某一类型人物的愚蠢可笑或异乎寻常的行为用漫画化手法加以夸张，异常荒谬，使之更集中更突出更具有典型性，从而寄寓深刻的教育意义。故事主角无姓名，只是“某人”、“有人”或“宋人”、“楚人”；也未必实有其事，但生活中的确存在类似现象。它包含的讥讽作用与笑话同，但它影射比喻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故又别于一般生活趣谈和浅薄笑料。更高级的社会寓言，除体现作者当时所要说明的事理外，往往还具备一定哲学意味。
如《齐策二》“画蛇添足”：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束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寓言的本旨是陈轸劝说楚将昭阳，位高爵重，无以复加，必须知足，不然会有爵夺身亡的危险。然而其客观意义更为普遍。它讽刺了那种不顾客观实际而做出多余举动的蠢人，提示人们，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有具体的规定性，不能随意超越，不然就可能弄巧成拙。
又如“南辕北辙”：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故事本意是反对魏王以武力征服天下，读者却可以从中体会到，做任何事情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否则主观努力愈大，距离所要达到的日的愈远。
再如《宋卫策》所记新妇进门出丑的故事：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者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曰：“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徒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之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也。嘲笑对象是个快嘴新媳妇，但人们却可以从中得到说话做事必须选择适当时机的启示，哲理意味同样是浓郁的。
利用某些真实历史人物的言行，附会以虚构的情节，从而寄寓更深刻道理的故事叫做历史寓言。它不同于确凿可靠的信史，因为某些情节可能是后人捏合改造的，显然靠不住。但又不同于一般民间传说，其重点不在故事本身，而是作者所要进一步阐明的某种见解，言在此而意在彼。其作用不在于寻找论证的历史根据，而是充当说理的形象比喻。例如《秦策二》的“曾参杀人”，作者编造这个故事，目的并非替曾参辩诬，而是要说明，流言可畏，众口铄金，提醒人们特别是统治者对舆论不可轻信。再如《燕策二》的“伯乐一顾而马价十倍”，伯乐是出名的相马专家，引起他注意的马一定是好马。故事说伯乐接受卖马者的贿赂而故意回顾以提高马价，很可能并不符合伯乐的真实个性。但作者的用意并非批评伯乐或揭露卖马者，而在于说明有了名人推荐，庸才也会身价倍增。当然，读者也可以从中吸取不要崇拜虚名，不能认人不认货的教训。《楚策四》的“惊弓之鸟”，目的不是赞扬神箭手更赢的绝技，而是以负了重伤的鸟不能再受惊吓，比喻心有余悸的失败者不堪委以重任。《西周策》记名将养由基百发百中，人皆称善，一过路人只说“可教射”。养由基不高兴，求他教射。那人说，我不能教你如何射箭，但是知道如果不停地射，不知休息，一会儿筋疲力尽，一发不中，就前功尽弃了。主旨是告诉人们做事要留有余地。
《战国策》的寓言，大部分情节完整，首尾清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不仅是作为比拟的修辞手段。其所反映的思想皆能切情人理，贴近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主题鲜明，使人一看就明白，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洗洋恣肆，不易捉摸。《战国策》寓言多用于口头陈说，所以保留着某些口语的痕迹，浅近朴素，不加修饰，明白晓畅。许多寓言在后世演变为成语，至今仍在使用。
《战国策》的散文艺术
《战国策》的文章，许多是当时游说之辞的记录，由于社会风气的变化，春秋时期从容辞令的行人，演变而为剧谈雄辩的说士。他们以出谋划策为主要职业，善于权衡利弊，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身份地位，揣摸其不同心理个性，适应其不同嗜欲爱好，采取不同的说理方法。或因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