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批评。这种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大多数群众的爱憎。
由春秋到战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和礼的约束力都已荡然无存，产生于这种背景下的《战国策》一书，生动反映了历史的巨变，表现了那些“游说权谋之徒”的思想特点。
首先是重士的思想。随着宗法关系的瓦解，新兴的士阶层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在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地的激烈角逐中，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国策》以大量事实展示了土的重要作用，说明贵士、用士的巨大效果。如《燕策一》记燕昭王为向齐国报仇，师事郭隗，招诱天下之士，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土争走燕”，燕国终于强大起来，联合五国以伐齐。
其次是崇实尚利的观念。战国之时，传统伦理观念受到新兴社会意识的尖锐挑战，人们撕去了笼罩在国家与人际关系方面的礼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崇实尚利的价值观盛行于一时。在《战国策》中，人们可以看到，名利思想正在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原动力。楚攻韩，韩派尚靳求救于秦，秦宣太后开口便先谈利，说：“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利焉？”吕不韦见到在赵为质的秦公子异人，回家便问其父：“耕田之利几倍？”“珠玉之赢几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然后资助异人以投机。孟尝君被齐王放逐，门客离他而去，谭石子劝他说：“事之必至者，四野；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谕：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公然为唯利是图的市侩行为辩护。书中有不少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为获取富贵利禄而不择手段，顽强进取，甚至置传统道德信念于不顾。如苏秦认为：“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苏代也宣称，孝、信、廉等道德标准不足取，认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作者对此津津乐道，大力宣扬，特别赞赏那种忍辱发奋以成就功名的思想和行为。例如苏秦在困境中发奋攻读，终于身至卿相，作者对他极力颂扬。
在这种政治思想指导下，谋臣策士们不再谈论“敬天保民”和道德信义，而是崇奉审时度势，运用诈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谋略、外交与游说的作用被抬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而他们的汁谋叉多半与尔虞我诈，倾轧陷害紧密相连。如齐助楚攻秦，秦欲伐齐，先派张仪赴楚，拆散齐、楚联盟，许之以商于之地六百里；楚王绝齐，秦又暗中与齐联合，而不予楚商于之地；楚王大怒，举兵伐秦，秦、齐、韩三国共供之，大败楚军。象这类只求一时效果，不讲信义的诈谋权术，被作者极力推崇。
《战国策》赤裸裸地宣扬为个人名势而奋斗，提倡不顾道德信义的短期行为，只讲权，不讲经，带有严重的局限性。除了这些纵横家的思想主张，书中也反映了一些有时代特色的进步观点。有的作品赞扬了以道义自持之士，如《赵策三》记秦围赵邯郸，魏王畏惧秦国，派辛垣衍劝赵国尊秦为帝，身为齐人的鲁仲连坚决反对这种投降行为，他向辛垣衍表示：
彼秦者，弃礼义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连正于天下，则仲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
当赵国解脱危难，平原君酬谢鲁仲连时，他又表示：
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既有所取，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这种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的思想品质，与那些唯利是图之士截然不同。又如《齐策四》记赵威后问齐使，先问岁与民，而后问王，反映了鲜明的民本思想；《赵策二》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其勇于革新的精神大加肯定；《赵策四》记触龙说赵太后，批评统治者的子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这些思想在当时都有积极意义。此外，儒、道、法等各家学派的思想在书中都有体现，这也反映了当时思想活跃，百家并存的时代特点。
《战国策》的寓言故事
《战国策》的寓言故事丰富多彩，大致可以分为动物寓言、社会寓言和历史寓言三大类。
《战国策》的动物寓言，主要通过拟人化的方法，把动物的兽性特征和某些人的社会意识有机结合起来，含蓄地体现某种政见和哲理，自然贴切而义意味深长。例如“鹬蚌相持”：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泰之为渔父也。”鹬和蚌互相抓住对方的弱点，死死咬住不放，都只看到自己有利一面，而不顾后果。通过这样的想象，人们可以从一般动物争斗中得到可供人类社会借鉴的经验教训。再如“狐假虎威”，狡猾的狐狸借助老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