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记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发生某事的格式记写。记录是提纲式的，但条陈清晰，言简意赅。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贝冒。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记录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用语和体例，但皆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依次叙写。全书约一万六干五百余字。
从文学的角度看，《春秋》的语言简练、准确，用词谨严。《春秋》中没有语意不明、不合逻辑的语句，它为人们提供了提炼语言的方法。如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鹚退飞过宋都。”《春秋》用前后不同的句法，简明地叙述了自然界的两件怪事。
《春秋》中词语的选用是极为严格的。以书中的动词为例：盟、会、遇；卒、薨、崩；如、奔、逊；杀、弑；筑、城，各组近义词的含义皆有细微的差别，用以区分同一行为中不同的社会内涵及作者的评价，或区别人的等级。《春秋》记录战事的词汇尤其丰富，由于战争的性质不同、交战情况的差异，《春秋》专有各种词语分别进行描述。仍以动词为例，如表现征伐、侵入的有伐、侵、袭、人，表现取胜程度的有克、平、灭、取，表现战事状态的有战、围、歼、迁、次、救、还、追，表现战争结果的有降、获、执、败、败绩，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频繁的战争过多地占有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们对于战争的重视和对战略、战术深入的研究，
《春秋》的语言简洁而谨严，同时它的含意又是极为富赡的，作者的思想倾向皆蕴含其中。例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句，按《左传》所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日克；称郑伯，讥失教也……不言出奔，难之也。”虽然只有六个字，但是用什么字、不用什么字，都是经过反复推敲、严格划定的，字字皆有潜在的含义。又如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一句，因为是臣杀君故用“弑”；因为晋灵公不君故直书其名。“三传”记录的事件的详细经过恰好证明了这些含意。这种言简意丰、隐含褒贬的笔法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但也应指出，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质，一般仅记录事件的结局，缺少对具体过程的细致描写，因此使人很难了解历史事件的原貌，并为后代士人诠释《春秋》留有极大的余地，究诘《春秋》之“微言大义”，适开了经学“穿凿附会”之先例。
《春秋》在古代史学史、思想史、经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它足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著作；是春秋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经学中无论讲哪一派，都还要从孔子删定“六经”说起。因此《春秋》在这些学术领域的历史地位足不容置疑的。《春秋》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是它对我国古代书面表达语言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它与散文写作讲求文辞简洁、含蓄蕴藉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世代传习，人们在学习、研究《春秋》的同时，也学习和继承了它的语言特点和行文笔法。
《左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战国时左丘明所撰。《左传》是一部杰出的史学著作，作为一部单行独立的先秦历史著作，《左传》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左传》产生的前后，数十部杰出的著作先后问世，如《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国语》、《墨子》、《管子》、《晏子春秋》、《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等都撰著出来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左传》的作者与“诸子”不同的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不是用思辨的形式申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而是通过具体地记录历史事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为统治者提供经验和借鉴。
《左传》一书的思想体系，哲学上主要表现为轻天重民，政治上崇尚礼治，社会观持“天人合一”态度，军事理论上丰富多彩，文学艺术和审美上的见解也很精辟。
《左传》在记载历史史实的过程中，渗透了轻天、轻神、轻君而重民的思想理念。这种思想发展了西周以来的重民观，提高了对民众作用的新认识，直接影响了后来儒家重民思想理论的系统形成。
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认识到天命无常、时事多变，而提出“敬天保民”思想，想通过重人事而得民心的策略，来保国家的长久治民，但周公这种“保民”思想没有被后来的统治者所重视和继承。到春秋时，一些开明的政治思想家在寻求社会治乱原因的过程中，再次看到“民”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一股强烈的重民的时代意识。《左传》作为记载春秋历史的史书，在表达这一时代意识时，突出地反映了作者本人的重民思想。
轻天重民思想包括民与天、民与神、民与君三种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