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公羊派提倡“大一统”；《吕氏春秋》正是顺应当时政治上、思想上要求统一趋势的产物。在《序意》篇里，吕不韦谈到编撰《吕氏春秋》的目的，是参考天、地、人一切“治乱存亡”、“寿夭吉凶”的经验，使执政者去掉“私视”、“私听”、“私虑”，达到“智公”。反映出杂家企图为政治的统一而统一百家思想的尝试。《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三千门客中的一些文士所作，这些人来源复杂，各家各派都有，这就决定了《吕氏春秋》是一部兼收并蓄的“杂学”之书。
于是，阴阳、儒、道、墨、法、名、兵、纵横、农等各家思想在书中共处一炉，杂然并存。阴阳学说地位尤为显著，被用作“十二纪”的纲。这种学说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强调“五行”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
法家思想在《吕氏春秋》中屡有论述，主要是关于实施法、术、刑赏等问题。《去私》、《禁塞》、《义赏》等篇主张重视刑赏。特别是《察今》篇，充满新颖的改革意识，强调变法和厚今薄古。主张不同于先王成法，而只学习他们制定法律的方法。提倡按照当时实际情况来变法：“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是总结战国以来涌起的改革热而做出的结论。
此外，还有名家的“正名”，兵家的战略战术，纵横家的“善说”，农家的“先务于农”等思想。各家系学说虽然颇不相同，甚至互相抵牾，却又同列一书，形成一个“兼听杂学”的糅合体。反映了编著者企图兼收并蓄，却又没有加以消化以形成新理论的特征。
《吕氏春秋》里面最突出的进步意识是“一”，即统一。《不二》篇提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执一》篇主张“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即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都应统一，这是顺应大一统潮流要求的呼声。不过，《吕氏春秋》作为先秦诸子总结性的著作，又有明显的折衷主义倾向，而导致其任何主张都不够彻底。它在思想上多综合而少创新，构成了它先天的局限性。
《吕氏春秋》的故事和寓言
《吕氏春秋》发扬了战国中期以后优秀的散文著作以大量比喻故事帮助说理的传统，在作类比推理的同时，故事、寓言层见叠出。一篇之中，故事、比喻、类推、议论有机结合，错综成文，使文章兴象玲珑，相映增辉，意致深婉，明朗犀利。和《庄子》、《战国策》、《韩非子》一样，它记录和保存了大量故事与传说并形成自己的特色。据统计，全书载录完整的故事达三百四十则以上。
《吕氏春秋》的故事也表现出杂取诸家的趋势。它们大多摘引于先秦各种书籍，如《国语》、《左传》、《墨子》、《庄子》、《晏子春秋》、《战国策》等。许多是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事，有一些是上占神话传说，少数为虚构的故事，属于寓言。全书每一篇文章虽短小，通常有三四个完整的故事，有时多至六七个。《淫辞》篇七百字，就有六个完整的故事。有的文章议论文字往往较少，不少是由意义相近的一串故事联缀而成，逻辑层次清楚。
在内容上，《吕氏春秋》的故事分别反映各学派的思想主张，表现了为不同家系所用的特点。不同的故事协同论证不同流派的学说，以佐证儒家、道家、法家观点的为最丰富。某些重要历史人物在不同篇章反复出现，担任作用不同的主人公，甚至互相抵牾。少数故事重见，如吴起受王错之谗而离西河，就同见于《长见》和《观表》篇。这是由论证思想的需要决定的。
表现儒家意识的故事，主要在于佐证儒家的礼乐主张、等级观念、民本思想等。有些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活动，反映了典型的儒家意旨。例如《异用》篇一则：
孔子之弟子从远方来者，孔子荷杖而问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问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问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问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谕贵贱之等，辨疏亲之义。孔子用手杖来表示不同的“礼”，今天看来近乎可笑，但却表现了“贵贱之等”、“疏亲之义”。“荷杖”、“搏杖”、“置杖”、“丰弋步”几个不同动作，细致地区分出对不同人物对象的礼节差等，很符合儒者鼓吹的尊卑长幼、上下亲疏那一套等级观念。
表现道家思想的寓言故事，多为论证“无为”、“无名”、“贵己”、“贵生”、“归朴”等主张，有的直接抄录自《庄子》等道家书籍。故事的风格，也带有道家奇谲古怪，无所羁勒的特点，切近《庄子》中某些“重言”故事。如《贵生》篇：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闺守闾，鹿布之表，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闺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闽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德缪（谬）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颜阖穿着粗陋的鹿布衣，做着“饭牛”的贱活，鲁君的使者送上礼物请他出仕，结果他却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天天，颜阖的安贫与机智，在这则短短的故事中得到生动的表现。成功地宣扬了道家“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