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于损人利己。他们一方面称许兼爱表现了一种伟大的人格理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当“言而非兼”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自私自利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当他们选择“行即”‘‘非兼”的时候，当然也就难以有人向他们伸出救援之手了。
名篇赏析
尚贤（上）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己。”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
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官，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人，阖其自人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赏析】
“尚贤”，是指治理国家政事者必须崇尚、尊重、任用贤能的人。在墨子看来，“尚贤事（使）能”，国家就治理得好；相反，国家就治理得差。所以，“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是治国的根本措施，也是墨子的一项基本政治主张。
尊贤人人会讲，然而主旨各有不同。比较墨子的“尚贤”与孔子的“举贤才”，就可看出两者的本质区别和“尚贤”的难能可贵。
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为贤之道”，即做贤人的道理不同。
墨子认为，德义是为贤的第一条件。所谓德义，就是为民着想，有力量就去帮助人，有钱财就去周济人，懂事理就去开导人，使饥寒交迫又陷于动乱的人们得到衣食，安宁地生活。如果一个人能这样做，就是有德义，有德义也才有可能是位贤人。
孔子则认为，成为贤人的根本途径是学习和实行周礼。他曾说，一个人只有遵循周礼，才能自立于世；要“成人”就要按照礼去修身养性，规范自己，使视、听、言、动都合乎礼。惟其如此，才可能有完全的人格，也才可能成为贤人。
其二，“众贤之术”，即选拔贤才的原则和方法不同。
墨子的“众贤之术”是“列德而尚贤”。这是以德义为选拔贤人的惟一标准。按照这个原则，凡有德义的贤者就要举用，凡无德义的庸者就要罢黜；以亲疏贵贱为标准的人事任用终身制，要彻底废除。这就是墨子所说，“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列德而尚贤”。
孔子与墨子不同。他虽然也说“知贤而举”，但更要求“君子笃于亲”和“故旧不遗”。权贵的亲族与故旧，自然也多是贵族。所以，孔子的“众贤之术”仍然限于统治阶层之中。着眼于贵族．就要排斥下层劳动者。在孔子看来，“难养”又“愚”的下层“小人”，自然不能入贤者之列，更何况“小人”从来都不是“仁者”！孔子的“小人”，含有品德方面的意义，但主要指人的社会等级，尤其是那些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