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地区的某些项目的投资都是十分必要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投资多少，而在于如何使这些投资得到合理的、科学的、有计划的使用，提高其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效益。
从政策方面来说，党关于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早已确定。这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但是，也还有一些具体的方针政策需要研究和制定。以智力支边问题为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与科技人才的数量和分布密度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包括全部民族自治县在内的边远地区的县，占全国县的三分之一，但仅有占全国八分之一的科技人员在那里工作。所以，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科技人员和各类专业人员还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可以在政策上，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有利于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的措施。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较高的浮动工资制和地区津贴制；在人事制度上可以作一些改进，简化手续，既有利于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也有利于短期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力争使科技力量较多地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但是，汉族地区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人才与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人才两方面，重点应该是后者。汉族先进地区支援的人才在数量上总是有限的，而且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需要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而少数民族自己的科技人员，熟悉环境，熟悉本民族历史、民族习惯和民族生产状况，更容易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在具体推广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也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科学技术成果直接运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规定和措施，比如，可以搞一些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经济联合体，实行科技成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偿转让等等。只要各种政策切实可行，落到实处，少数民族地区缺乏人才的问题，是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得到缓和，进而加以解决的。
从实际工作方面来说，也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解决：（1）适当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适应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目前，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在整个发展水平上还低于汉族地区。据1982年统计，在我省的总人口中，汉族占92．08％，少数民族占7．92％，但在新录取的大学生中，汉族新生占94．64％，少数民族新生占5．36％；每万人中有新生数，汉族为2．8人，少数民族为1．8人；其中每万人中达到录取分数线的汉族为2．78人，少数民族只有0．55人。另据统计，我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为80．5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58％；而我省十九个少数民族县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60％，又比全省水平低20．58％。这都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教育水平还落后于汉族地区。据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历史上的原因之外，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国家每年拨给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费有12亿多元，但用于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很少。我省临夏回族自治州1982年统计，全州各类学校危房面积达58600平方米，占校房总面积的13．6％，缺桌凳40000多套，都因经费紧缺，使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具有普遍性。从我省具体情况来看，民族地区的教育费用应占财政总支出的25％左右，才能适应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2）正确处理宗教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发挥宗教人士在普及教育中的作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对巩固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调动广大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有些地区，宗教信仰和科学文化教育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甚至出现了宗教干扰学校教育的情况。有的地方擅自开办了经文学校，有大批学龄儿童弃学念经。1981年3月，我省临夏自治州广河县弃学念经儿童近6000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38．8％，临夏全县入学儿童12000人，人经文学校念经儿童却达14000人。因此，正确处理宗教信仰与科学文化教育的关系，是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同时，要加强对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守法教育，并注意发挥宗教界进步开明人士的作用，把他们变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教育事业发展的一股力量。我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抓紧对宗教界人士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一些宗教界人士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普及中小学教育对民族繁荣的重要意义，通过他们给信教群众大讲孩子上学受教育的好处，有的阿旬带头送自己的子女人学，一些清真寺作出了学龄儿童不得弃学念经的规定，对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普及起到了良好作用。全县少数民族儿童的入学率由1981年的37．8％，上升到1982年的49．12％，净增11．32％；少数民族在校小学生数也由1981年的4851人增加到1982年的6067人。这种作法在信教群众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很有借鉴作用。（3）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提高科学技术成果的使用效益。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科学技术成果，必须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