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执政方式是执政党对国家政权进行领导的载体，是执政党控制国家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和方法。适应国情并符合国际潮流的执政方式，能使执政党的领导效能趋向优化，全面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反之，会削弱党的权威，阻碍社会的进步，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甚至导致执政党的垮台。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在时代已经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条件下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干部队伍的巩固之外，还要有科学的执政方式。这是我们党执政50多年经验的启示，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随着物质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提出更高要求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开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国初期，巩固革命政权和尽快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社会经济，是我们党面临的两大任务。当时，我们党虽然已有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解放区人民政府等局部执政的经验，但还缺乏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经验。这样，为当时国际环境所迫，受当时我们党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所限，我们在外交上奉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同时，借鉴苏共的执政经验，确立了一元化的执政方式。这个执政方式几乎吸纳了苏共执政方式的所有特点，具有党政不分、高度集权，权力缺乏监督、家长制等明显特征。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种执政方式为人民参与政治所提供的渠道过于狭窄，潜存着不利于发扬人民民主、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经济建设积极性的弊端。但是在当时，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方式却没有异议、更无怨言。现在看来，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种执政方式在建国初期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刚刚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中国人民，依然深受中国古代行政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没有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划分的全能型衙门，有着潜存很深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当时不只存在于老百姓中，同时也存在于以农民出身占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内。这种心态与建国初期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相结合，便是建国初期的执政方式被党和人民所接受和拥护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我们党执政七年时，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方式的集体认同态度开始变化。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将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时，党内和党外一些有识之士对党的执政方式中已开始显现的某些弊端提出了批评，要求党的执政方式应随着社会的转型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变，作相应的调整和改进。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人民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了改进的要求？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看到主要原因是建国七年来共产党辛劳为人民，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随之，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惟一宗旨逐步了解，民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逐渐觉醒和增强。虽然，不久后开始的反右派斗争和重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中止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上的转移，改变了党的执政方式改进的外在条件，同时也阻断了党内党外所有对党的执政方式进行改进的尝试和努力。但它却揭示了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这就是：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利益，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利益是基础。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还会产生新的、更高的需求。当新的需求只有经过政治权利的调节才能实现和满足时，人们自然就会关注政治。
时间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政治的发展再次印证了这一规律。随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人民对政治利益关注的热情再度显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中国汇入世界发展潮流之中，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中国社会将会发生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的分化和演变。
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利益分化与重组，导致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渐次显现，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都对政治有了更多的关心和期待。人们希望自身利益尽可能不被损害，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希望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更希望权力掌握在自己所信任的人手中。社会不同群体所具有的这种共同心理，集中体现在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这个惟一的执政党寄予极高的期望，对它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面对人民的期望，中国共产党要担当起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