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更需要我们党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真正树立起忧患意识，把反对腐败的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是历史和现实对我们党提出的必然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党是有凝聚力、战斗力和朝气蓬勃的，党的本质、主流是好的。这个“主要方面”有目共睹，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随之出现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其性质之严重、涉及面之广泛、危害性之深、危险性之大，也令世人触目惊心。这种情况就党的建设的“全体”而言，虽属支流、“次要方面”，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断送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会亡党亡国。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腐败侵袭和威胁我们的一个真实的现实。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一、站在历史制高点，以史为鉴。进一步提高对反腐倡廉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腐败，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而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惰性力，是中外历代统治阶级的一种共生现象。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大都是在腐败中垮台的，几乎没有一个逃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下场。更具绝妙讽刺的是，那些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王朝的更替，都是在“明镜高悬”、“清正廉明”的牌匾下扮演出了一幕幕以权谋私、花天酒地、荒淫腐败、与民为敌、可耻覆灭的历史丑剧。纵然有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这“青天”、那“青天”，也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历史命运。中国近代的清朝政府更成为丧权辱国、苟且蝇营、腐败不堪的典型。国民党统治者也不例外。难怪连蒋介石都哀叹：“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这样颓唐腐败。”杜聿明也曾叹息：“国民党不是败在共产党的枪下，而是败在自己内部的腐败上。”可见历朝统治阶级的崩毁、灭亡，尽管原因很多，但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其内部的腐败和其阶级本质，加速了’它们灭亡的进程。它们都没有逃脱兴盛——腐败——灭亡的历史周期率。这给后来人留下了永恒的思考主题。
中国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进入北京后失败的历史，曾成为后来人鉴察自己的一面镜子，并引出了人们的诸多思考。对此，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用十分复杂和沉重的心情写道：“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并非浅显。”“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异族入关之后，4月19日才由李自成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历史的确是一面镜子，无论在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都应该在这面宝镜面前照一照自己的行为，以备忘腐败导致的可悲结局。
剥削阶级政权、农民阶级的政权都因腐败而覆灭，那么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是否就会永固呢？现实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垮台？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腐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几个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唯有中国，历史把她推向了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地位。但是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从内部瓦解中国。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总是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人身上。他们希望共产党内部腐败，以便为他们搞和平演变提供土壤和温床。这一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警觉，绝对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当今世界上以经济、科技、人才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果我们背上的腐败这块毒瘤不除，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甚至造成千古遗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既是自然规律，也是社会规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通晓历史规律，警惕腐败，防患于未然。
早在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在延安访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才能跳出中国历史上兴衰治乱周期率、不重蹈历代统治阶级灭亡之覆辙的疑问时，毛泽东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