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同时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在它产生、形成、发展的全部过程中都生动地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因此，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厚的哲学基础。
党的十四大报告从九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每一条内容都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延伸和展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诸如：共性个性的矛盾精髓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命题；实践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最终决定论与经济建设中心论；社会基本矛盾调节论与体制改革论；社会发展动力论与改革动力论；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与对外开放论；矛盾同一性论与“一国两制”的构想等，都是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伟大的认识工具”，观察、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状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晶。
毛泽东、邓小平同志曾经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精神。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精髓”，并且强调实事求是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更好地“求是”。实事求是精神就是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从实际出发探求规律，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历史表明，实事求是是识国治国的重要法宝。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精神为导向，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以下三个相联系的历史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其最新理论成果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一个历史课题是，以实事求是精神正确认识中国实际，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
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出发点。正确认识中国实际、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过去我们没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超越阶段的严重理论偏差，成为长时期“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1936年斯大林正确地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宣布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他又错误地提出苏联要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形成了长期流行的一个错误观念：“直接过渡论”。由于斯大林这一理论的影响，造成了长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发展阶段的夸张倾向：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正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建成”。但是，自1957年以后却又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未来”，从而在实践中助长了“刮共产风”。这实际上是斯大林“直接过渡论”在我国的继续。1963年6月我们党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中写道，“在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就形成了把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相混淆的“大过渡论”，为后来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使我们为之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通过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大过渡论”到初级阶段论的认识飞跃。这标志着我们党同过去那种过高估计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左”的观点以及不切实际的政策的彻底决裂。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其伟大意义就在于我们党没有停留在抽象的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王国，也没有机械照搬外国的经验，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特殊地研究了像中国这样的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发展阶段问题，使抽象的理论回到了活生生的现实之中。就在于既强调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始性和不完善性。正如十三大报告指出的：“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表明，我们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终于实事求是地解决了我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关系问题，因而也就成功地解决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和现实出发点这一首要问题，为我们制定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