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中放手使用、依靠知识分子，把那些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大胆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委以重任，使其有职有权，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制定经济、文化建设方案时，应该经常向专家、学者请教，广泛听取并认真接受他们的意见。
当前，在知识分子使用问题上，一个很大的障碍是人才管理和使用上存在的“单位所有制”以及干部调配方法的单一化等。这种制度大大限制了人才的合理使用，使一些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一些单位人才积压，人浮于事，另一些单位急需人才，又无法调用，造成人才的严重浪费。我们必须改革这种旧的不合理的制度，通过调动、借调、交流、兼职、招聘、定期支援，以及技术咨询、技术攻关等各种技术转移和知识流动的形式，使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还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如轮换制、承包制、浮动工资制度，逐步解决在沿海和大中城市人才拥挤，许多人有劲使不上，而边远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又极缺乏专业人才的不平衡、不合理的状况，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学生的分配上应该在国家分配计划范围内实行“产”、“销”挂钩，使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直接沟通情况，保证优才优用、专业对口，减少盲目性，把好钢真正用在刀刃上。总之，只有勇于改革，破除一切束缚我们手脚的陈规陋习，才能落实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政策。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必须坚决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解决知识分子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1976年以来，脑、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出现了“倒挂”的不正常状况。如对北京市十一个单位五千多人的调查，脑力劳动者每月平均收入是79．47元，而体力劳动者每月平均收入则是86．36元。现在大学文化程度的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脑力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普遍低于同年龄的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体力劳动者。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工资收入反而越低。这种状况极不合理。
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一般地说是复杂劳动。“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仍然存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也还存在，劳动力仍然有着价值的高低。根据马克思这段话的精神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应该对那些贡献大的、给社会带来更多物质财富的复杂劳动，给予相应的较高的报酬。否则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低于或相当于一般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那就会鼓励愚昧落后，妨碍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知识化，妨碍工农子女和其他青少年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从而不利于我们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们强调给脑力劳动者以较高的报酬，并不是说体力劳动不重要，可以轻视、贬低体力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只是分工的不同，劳动复杂程度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的一切财富，归根到底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共同产物。而且从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看，今后体力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将不断增加，脑力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的比重也会大大提高，而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自然也要得到相应的较高的劳动报酬。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坚定地在知识分子中落实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还有待于知识分子自己的主观努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知识分子就总体来说，无论在思想上、业务上和实践本领上，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提出的更高要求。要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所有知识分子都认识自己所负的历史重任和存在的弱点，从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掌握新的科学知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到又红又专。要提倡向彭加木、栾茀、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孙冶方等知识分子的优秀典型学习，发扬共产主义的献身精神。任何知识分子要有所作为，就要在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面前，奋起直追，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内容，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就要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更好地结合起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干，充分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把自己掌握的知识转化为造福于人民的巨大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