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能否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决定我国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我们能否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三中全会以来》中的许多篇目，都记载了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和取得的重要成果。
一、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通过1950至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的教育和锻炼，广大知识分子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6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第一次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指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和纠正，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和政策。此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从五十代后期开始，我们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逐渐脱离了正确的方向，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由于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看作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对阶级斗争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理论上产生了以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之一的错误认识，在实践中，给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都戴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以排斥和歧视。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和陈毅、聂荣臻同志提出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问题，宣布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是，广州会议的精神，不但没有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反而被日盛一日地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所湮没。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把这种“左”倾错误推向极端，进一步把广大知识分子打成“反动权威”、“臭老九”，列为所谓“全面专政”的对象，说什么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就是“搞修正主义”等等。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浩劫和对祖国文化的粗暴践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而发生了严重的倒退。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经过拨乱反正，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又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1978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述了关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理论。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我国“三支基本社会力量”，“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并把发展教育、科学列为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重点之一，把实现干部队伍“四化”中的知识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号召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专业知识，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风气。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则从国家根本大法上庄严宣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充分说明，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到五届五次人大，我们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党的文件的确认和国家宪法的保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同工人农民一样处于平等的地位，当然是国家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是工农联盟的一部分，是依靠的对象。今后他们再也不是“专政对象”了，不是“被改造的对象”了。
历史经验证明，党什么时候坚持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发展，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反之，就遭受破坏和严重挫折。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贯彻三中全会以来党重新确立的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正确方针，必将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必将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从而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步伐。
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认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我们党重新确立的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正确方针，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作用，科学分析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现实状况的必然结果。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生活决定人们的阶级属性，同时也决定人们的阶级立场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