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情况是，在调查研究、分析问题时，有的人虽然也注意了“几个”方面，但却忽略了“基本”方面，只抓住了一些枝节性的东西，这仍然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也容易犯片面性、主观性错误。就中日战争来说，敌我双方的特点（即不同之处）很多，但毛泽东只分析了四个基本特点。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是战争的全部要素，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中的，战争过程的一切变化都将由这些特点的变化产生出来。这样的特点就是基本特点或叫基本要素。这四个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敌退步我进步这个矛盾是诸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而我进步又是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因此敌退步我进步，是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的主要根据。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方法，告诉我们认识事物必须要抓住规定事物质的那些基本要素，去进行分析，找出其内部的必然性，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
第三种情况是，一些同志只根据眼前的事实做结论，忽视事物的变化发展因素。他们把从实际出发仅仅理解为注重现存事实，而不注重研究变化趋势、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这样，他们提出的指导意见虽然符合一时的实际，但在实施过程中，随着情况的变化就很快过时。这时若不能及时调整指导思想、修订计划，原本正确的思想就会变成脱离新的实际而成为错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变化发展和对立面转化的观点，在抗战开始不久就指出了日本由强变弱、中国由弱变强的发展趋势，国际环境由没有大量的直接援助到有大量的直接援助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抗日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战略战术原则，同后来的抗日战争进程和结局完全一致。这不仅显示了毛泽东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匠心妙手，同时充分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事物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能够洞察事物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毫无疑问，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其次，关于主动和被动（或变被动为主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主动性就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主动和被动是同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分不开的，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被动和主动的客观基础。同时，主动和被动也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因为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只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这些论述虽然是针对军事行动讲的，但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有指导意义。在工作中如何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得到如下启迪：
一是要增强自身的实力。主动地位和自由权不是天赐的神物，也不会空想而致，它是具体的、以物质为基础的。没有实力就没有主动。就一个国家而论，落后必然被动挨打，强国才能御敌，这是中国百多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当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横行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国穷民弱。以强凌弱、欺软怕硬，是一切霸权主义的共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不受霸权主义的染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根本出路就是要搞好本国的建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迎头赶上发达国家。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侵略战争，即使战争降临，也能立于主动而置敌于被动取得胜利。就一个企业、乃止个人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激烈的竞争中，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唯一办法也是要炼好“内功”，增强竞争实力。
二是要正确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主动性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存的东西。现存的物质条件只是为争得主动提供了客观基础，但它本身不等于主动，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获得事实上的主动，要“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实现主观上的正确指导的前提条件，是思想和行动要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这就要求充分发挥人的正确的能动性。主观指导正确，即使处于劣势，也可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争得自由权。相反，如果主观指导错误，优势也会丧失，也不会有主动。可见，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能否变劣势为优势，争得主动，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
三是要加强预见性。抗战刚刚进行了十个月，毛泽东就预见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八年抗战进程和最后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些预见的正确性。当时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指出：“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和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的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绘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又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些都说明了预见的重要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预见性就是人们依据客观规律，对未来的认识和把握。未来是现实中未出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