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根据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情况，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著作中，从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复阐明了我们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上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重申了这个一般纲领，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进一步作了发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已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这种国情，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说明，在抗日胜利之后，我们建立的国家制度，既不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恰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攻击的对象）；也不可能、不应该是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很软弱，而以中国共产党作为领袖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显示了自己的强大能力）；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这就是说，根据国情，这三种制度都是不适合的，而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制度，只能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其政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保障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发展以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些，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这个一般纲领，同我们党的最高纲领相比，它还只是一个最低纲领，而我们将来的纲领或最高纲领，则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左”右倾错误，都是由于违背了中国的国情，弄错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才使革命遭致挫折。这从反面说明，只有在彻底搞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提出和确定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第二，根据抗战末期的客观情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纲领。毛泽东同志重申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之后，着重阐述了我们党在同一阶段的具体纲领。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根本矛盾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这个大阶段中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具体纲领、具体政策就应该有所变化。
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末期的客观情况：一是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团结起来，实现民主的改革，以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三是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提出现阶段的具体纲领和具体任务，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的要求。为此，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十条具体纲领。十条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八年抗日战争的实践反复证明，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独裁、一党专政，破坏了中国民族的团结，导致了国民党战场的失败，妨碍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动员和统一，使中国长期处于落后、贫穷、软弱的状况，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只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