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并储存东西准备过冬。在世界上很多地区，文化模式都是固定的……只要这种模式一直存在，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如果贫穷国家想有所改变，必须具备强烈的欲望，按照富裕国家的模式塑造自己。
我们需要的东西可以这样表述。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欣欣向荣、积极向上的社会。你的人民不能浑浑噩噩地奋斗，必须有明确的改善境遇的欲望……你必须让人民的回报与付出成正比，因为每个人都想有别于他人。他们想要平等的机会，以显示自己超过别人的地方……其次，我们需要高瞻远瞩的良性管理。新加坡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理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最后，我们需要顺畅的社会流动性。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实现复苏，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战败后，它们的资本家、经理人、执行官、工程师和工人等都围绕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斗，即让他们的国家重新站稳脚跟。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机会，我们必须保留多种族、多语种、多文化、多宗教社会的活力。在英语成为全世界和互联网通用语言的时代，我们的优势之一就是全体新加坡人都接受过英语教育。然而，我们一定不能丢掉我们的基本优势，那就是我们的原有文化和语言带来的活力……现实与务实的心态对于克服新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被历史经历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易改变，这些正确的东西就包括诚信与正直、多元种族、机会均等、精英管理制度、让回报与社会贡献成正比、要避免“自助餐综合征”，即付款之后尽可能地多拿多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福利和补助才挫伤了人们力争上游、实现成功的动力。
在一个完善成熟的社会中，加入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充分掌握该社会的语言。语言是维持社会凝聚力的力量之一，正是这种语言水平的要求才确保了新移民加入美国之后不会破坏美国的社会凝聚力。从种族方面讲，移民起初可能是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日本人，但美国要求移民的英语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成为美国公民的通行证，这就保证了语言对社会的凝聚力。
当欧洲开始文艺复兴之际，中国技术进步的步伐放缓了，最终停了下来，为什么呢？中国的停滞是由其当时的高傲和自满导致的，它拒绝学习西方。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勋爵（ Lord Macartney）到访中国，带来了工业革命的神奇成果，但乾隆皇帝不以为意，他对英国使者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中国为这种高傲付出的代价就是近 200年的衰落与腐朽，而欧洲和美国却不断向前迈进。 100多年后，一位思虑周全、思想务实的领导人开始医治创伤，他就是邓小平，他在 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