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究竟是成功地转变为一个政府诚信、欣欣向荣的民主国家，还是陷入绝望并沦为一个政府腐败不堪的专制独裁国家，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人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与训练，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沉沦下去。
在民主社会里，仅仅坐着观看几个政党角逐是不够的。所有的盟友、所有的官员和所有的成员，也就是每个人都要同心协力，因为这样你就可以降低选举的代价和痛苦，更容易把握胜券。因为如果你参选失败了，那么你的盟友、你的学术权利以及学术自由等将变成一堆空洞的词语。
公民必须乐于支持他们选举的领导人，努力恪守法纪，敢于牺牲小我以共襄大业。公民愿意付出的努力与牺牲越少，经济增长越慢。社会法纪越松弛，民意越分散，发展成果就越少，生产效率就越低。
民主制度的运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所有在大选中竞争的人都把重要问题摆在公民面前……无论谁当选，都要忠实履行公民赋予的使命。这是民主制度的精髓。
民主的风险有哪些？
一人一票是一种非常困难的治理方式，有时这样产生的结果是靠不住的，有时人民是变化无常的。他们厌倦了生活稳定改善的日子，可能会贸然为了追求新鲜而选择改变现状。
只要你搞这种一人一票的模式，那么最容易煽动民众的事情就是做出一些简单的、煽情的呼吁，而不是承诺促进经济发展与增长或承诺其他民众不甚了解的事情，只需在一些简单的事情上做出承诺，比如种族自豪感、语言、宗教和文化。
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只有在人民面临多项选择但能理性选举时方可实现良性运作。永远不会出现最理想的选择。选民面临的选择是有限的，选民必须在自己的希冀与现有的政党之间加以调和。如果人民做出非理性的选择，那么民主制度就会趋于崩溃，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人民一再做出非理性选择，直到戴高乐扫除第四共和国才算告一段落。此外，如果参选的政党都无法给选民提供理性选择，那么这种民主制度也会崩溃，比如， 1949~1959年，也就是苏加诺总统解除议会并自立为“民主导师”之前，印度尼西亚就频频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都在寻求什么呢？那就是令人舒服的政体，这种政体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没有压迫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我们创造机遇。无论你搞一人一票，还是搞某些人一人一票、其他人一人两票，这些形式问题都应该妥善解决。我并不认为一人一票是最好的。我们现在搞这种制度，因为这是英国人给我们的遗产，而且我们还没有真的发现挑战这种制度的必要性。但就个人而言，我相信，如果我们给那些 40岁以上且有家庭者每人两票，我们就会拥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因为这样的人极有可能更加认真，毕竟他们投出选票时还要考虑孩子们的利益。与不到 30岁的人相比，这些人投票时可能更负责任……同时，如果一个人超过 65岁，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年龄为 40~60岁的人是理想的选民，而年龄超过 60岁的人就只能享有一张选票，但这种情况安排起来有难度。
基于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一人一票制只有在某些因素的限制下才能良性运作。在一些是非问题上，你的态度必须明确且坚定，否则一出现某些基本的刺激因素，你的人民就会自发地做出反应，而你却放任自流。每个新兴国家在刚刚赢得独立后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是新兴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一。此时，必须运用威权。当地位、声誉或实际效用不足以支持威权时，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威权面临的挑战。
法律与秩序之间的适度平衡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对民众说“不要害怕克格勃”时，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说这个人真是个天才……克格勃这个恐怖机器维持着一个乱糟糟的国家，他却坐在这个机器上说“不要害怕”。我想他肯定有一个很好的民主化方案。在我见到他时，发现他被周围的事情弄昏了头脑，他一头扎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却没有学会游泳。
法治原则会说人身保护令、自由权、结社权、言论权、集会权和和平示威权，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些权利的行使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如果盲目行使这些权利，有可能毁掉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一套法律体系面临的严格检验不在于其理念多伟大、多崇高，而在于它实际上能否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秩序、有正义。如果要通过最大限度的宽容与仁慈维持这种秩序，就会出现问题……在一个稳定的、完善的社会中，法律似乎是秩序的先导……但是如果把法律与秩序这两个词的顺序颠倒一下，或许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秩序，法律是不可能运行的。建立了秩序之后，社会才能稳定，只有在此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才能按照既定的法律体系确立关系。当一个国家越来越无序，而现行的法律无法遏制民众抗拒威权的行为……就必须放弃一些现行的规则，以维持秩序，这样法律才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