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出，1942年国内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作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9月初，蒋介石到西安召集军事会议，蒋鼎文再次呈报灾情，希望河南军粮问题能够引起中央足够重视。蒋介石高度重视，但由于对事实情况了解不清，他认定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于粮政人员办事不力所致，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
蒋介石因此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和兵役各占35%。第一、六战区可以设立战区粮食调查处，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考虑到河南遭灾的特殊情况，蒋介石同意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把西安方面的部分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以解燃眉之急。
1942年9月后，随着救灾工作的展开，河南省救灾委员会相继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节食救灾办法》等政策法规。并设立难民收容所，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难民的无序逃亡。河南省政府卫生处抽调精干力量，组织临时防疫注射队，为鲁山等地的难民注射疫苗，减少了一些无谓伤亡。针对流向陕西的难民人数众多问题，河南省赈济会在洛阳设立了办事处，主要工作是有序运送难民。省政府并致电陕西、湖北、安徽等邻省，呼吁“各本救灾恤邻之旨，对豫民入境赐予安置”。 虽然政府做了相当安排，但临近冬季之时，灾民死亡率还是急剧上升。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了卖妻卖儿、易子而食等耸人听闻的事情。
对于严重的灾情，河南及周围军队各部都给予灾民积极帮助。蒋鼎文接到各部队目击各地灾荒的报告，提倡第一战区全体部队参与救灾，具体办法是每月减食两餐。杨虎城的旧部第四集团军第38军在驻地汜水积极响应，办起一个规模不小的粥厂，每天固定开24锅，有时还根据情况临时增加。汜水周围的饥民经所在村开具介绍就可发票领粥，就食者每日都在千人以上。第17军驻渑池官兵配合节食救灾，先是省出了15万斤粮食，后又拨款开设粥厂11处，增加节粮力度用于施粥。第三十六集团军把节余下来的4万多斤粮食交由各级政治部，会同新安县政府、地方保甲长散发灾民以资救济。陕西关中地区的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1943年春自发节食十日，共得面粉5 000多袋，由豫省驻陕粮秣处汇扣拨交。
河南驻军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汤恩伯系统的中央军，该部也积极参与救灾。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第13、29、暂15军全军，三一分监部，独立第14、15旅等部，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共计节粮128万斤，用于救济赈灾。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又分两次放出小麦、杂粮等军粮600石，用于救济漯河大新店镇一地灾民，此地当时没有饿死一人，这在河南大灾中实属罕见。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第十五、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骑兵第2军及骑兵第8师，第85军等部，也从1943年1月份至5月，筹得赈灾粮125万斤。此外，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又单独捐出赈灾粮15万斤。
1942年的河南，当时是抗日最前线，并不是大后方，占据河南的既有****，也有日军、共产党军队、豫西土匪等各种势力，占据区犬牙交错。救灾中，当时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做了一定的工作。现在还留存有大量当年河南国统区赈灾文章、历史照片，政府不但在各车站、集镇、街道广泛张贴有抗灾标语横幅，还开仓赈灾。此外还有政府专门开通免费火车组织疏导灾民坐火车前往陕西、甘肃逃荒的照片。
在此次救灾中，何应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举措就是大量收容灾童。1943年3月，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来到中原大地，用相机拍下了沿途见到的一切，而这一切使他感到无比震惊。这位美国记者说：“我认为汤恩伯不失为一个好人，他命令所有的军官都要在营房里收留一名灾区孤儿，所有的士兵都要从每月的配给中扣下一磅粮食分拨给受饿的人们。”
1944年4月17日，日军发起了“一号作战”。大战再次在河南爆发，日军依靠庞大的机械化部队，大有横扫豫中平原之势。日军围攻许昌时遭遇****顽强抵抗。激战至30日晚上，防守许昌城的新29师伤亡惨重，师长吕公良壮烈殉国。蒋鼎文的司令长官部被日骑兵部队包围，多亏他的一个参谋长亲率警卫部队将日军引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才得以脱险。蒋鼎文深知河南战局险恶，在官庄临时战斗指挥所给夫人和胞弟写了一封绝命家书，其中写道：“我早已以身许国，且为职责所在，一息尚存，当与暴敌拼，人生几十年，免不了一死，生死关头，我一定认得清楚，望勿以我为念。”
5月21日，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行至河南陕县秦家坡，遭到日军伏兵袭击，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国捐躯。24日，日军突入洛阳城内，守军第15军及94师与敌展开最后的巷战，次日8时，洛阳失守。
豫中会战日军伤亡约4 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