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鼎文，出生于1895年，字铭三，浙江省诸暨人。在****内部，他既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之一，又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在东征陈炯明时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第1营营长，在棉湖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弹穿左肺而不退，一时被传为佳话。蒋鼎文在浙江诸暨老家有着不错的口碑，当地许多老人至今仍念记着他为家乡办学校、建医院那些陈年往事。
1942年1月新官上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守河南，很快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河南遭遇了大旱灾。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搞得人心惶惶。继而整个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几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种太晚，不能结实生籽。偏偏祸不单行，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蝗虫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瞬间就将禾苗啮光。
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纪念抗战五周年讲话时指出：“今年若干县份二麦复欠收成，秋旱可虑。至于勘灾请赈更当努力办理，总期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并与尽可能范围内，力求民众负担之减轻，精神之安慰。”
李培基对河南灾情的表述有些轻描淡写，未加重视，没有调查实情。在他看来，各县为避免多出军粮，难免有夸大灾情之嫌，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第一时间把河南遇到的困难上报政府。由于他的失误汇报，给上层造成了错误的判断。
1942年6月上旬，日军向林县、陵川、淇县等地发起进攻。****抵挡不住，纷纷根据总部指示转移太行山区，采取“敌来我走，敌退我追”的方式和日军周旋。但是第40军106师师长李振清决定不按总部指示，联合第39师痛击来犯之敌。6月12日将近拂晓的时候，第106师成功聚歼林县合涧镇附近的一股日军，缴获战马200余匹。接着又在火烧庄与敌人厮杀两昼夜，有力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扫荡。
由于河南大旱，冀察战区太行山游击根据地的给养十分匮乏，官兵主食为玉米。当地百姓的日常饮食也非常拮据，除极少数人家有余粮外，大多数人家只能依靠米糠、红薯干、野菜之类果腹。李振清师长为了减轻地方负担，派人到山西设法收购军粮，再搬运来，以供军民食用。起初官兵还能每日吃上两餐，后来逐渐供应不上，不得已只好把米糠、观音土掺在小米内，维持官兵三餐。
当时的河南省政府没有如实报告灾情，但驻军担心影响军粮供应，将可预见的严重情况通过各种管道向重庆传递。据后来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回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晋见蒋介石时，曾经报告过河南灾情，蒋介石听后要他赶快向何应钦反映。未料何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蒋鼎文将河南旱灾、蝗灾实情上报，因为与省府所报不同，不仅未受重视，反而遭到批评。河南军政双方为此引发极大利害冲突，蒋鼎文愤怒之下，一度扣留了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
蒋鼎文说：“本来我只管军事，征粮是河南省政府的事，但明知道河南缺粮，李培基却报告说河南的收获还好，这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你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河南驻军与当地政府的矛盾开始激化。
此时，全国的抗战形势及国际局势是什么样的呢？
从1942年上半年的蒋介石日记中丝毫看不出愈演愈烈的河南灾情。在此期间，他记下了出访印度、指导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权衡浙赣会战衢州守与不守、引导“新疆王”盛世才归附中央等事件的点点滴滴。
当戴安澜师长缅甸殉国的消息传来后，他在日记里不禁感慨万千说：“杜聿明处置不当，如当时能遵令由河膀向景东转进，则绝无此事。痛哉！”
5月，日军为摧毁中国东南一带的航空基地，调集重兵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围绕是否保守衢州的问题，蒋介石陷入苦思，最终痛下决心弃守。他在日记里说：“我为政略计，应放弃衢州，万不可以无关紧要一地之得失，争一日之荣辱，而忘最后成败之大计也”。
此时，长期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并且全面控制新疆地区的“新疆王”盛世才有意归附重庆。苏联大使却释放出“中央接防河西，为新疆之不利”的政治空气，企图阻挠此事；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一直寻求民族独立，他要求英国退出印度，为此特别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觉得不是时候，但又感到一时难以作答；山西地方实力派与日军暗通款曲眉来眼去，蒋介石忧心忡忡在日记里痛责阎锡山“廉耻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