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和平无望的最后关头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中这样说：日本蓄意侵华，由来已久，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即有征韩侵华的企图。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向国外发展和侵略的野心，更加炽烈……于是我们的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旅顺、大连，以及我们的邻邦朝鲜，遂先后为日本所吞并。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学习欧美技术，走上了工业化的富国强兵之路。发展工业，必须需要大量资源，但众所周知，日本国土狭小，国内资源匮乏。日本的东边是太平洋，再往东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的美国，向西扩张、侵略中国自然成为日本的唯一选择。1904年日本战胜俄国，从此以经营南满铁路为名，在中国东北地区部署军队。此后，侵略步步加深。在东京，日本百姓早已从军方的宣传中认识到满洲是日本人的生命线。
著名历史学家张鸣教授对于日本的崛起有着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当时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每个国家的崛起都要通过对外扩张来实现，日本也不例外，朝鲜和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牺牲品。日本对侵华蓄谋已久，他们认为一定要控制中国，日本才能崛起。虽然田中奏折未必是真的，但这种论调在日本国内还是很有市场的，他们走了一条对外扩张的道路，这肯定是一个“时代趋势”。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军事行动派的阴谋才可以得逞，小则绑架整个政府，大则绑架整个国民。后来到了全面侵华的时候，日本整个国家都被绑架了。
李宗仁则是从民族的角度分析日本侵华的原因，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这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于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短暂的和平假相，实际上世界大国们都清楚，这段时期只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时期，国与国之间尖锐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其中日本对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以及国际裁军协议极为不满，同时又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于是侵略中国的步伐越来越快。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柳条湖事变”，从此中日双方走上了长达14年的战争之路。当时中国的形势糟糕透顶，北洋军阀各集团纷争不断，国民党各派系貌合神离，加上东北流民****，社会动荡不安，无法集中力量对抗侵略，这个事实被中日双方所深知。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致电东北军，传达不抵抗政策：“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致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极宜力避冲突。”
“柳条湖事变”爆发后，辽宁、吉林两省相继沦陷。此后数年，中国部队与日军在长城沿线展开了大大小小数百次交战。1933年，国民政府在综合国力不济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但这并未阻挡日军的铁蹄。面对日本的得寸进尺和步步紧逼，各地爱国军民对政府和军队的不抵抗政策大为不满，抗议游行频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意见，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还推动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坚持和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
从北伐胜利到“西安事变”， 国民政府建国、强国计划成效显著，GDP连续十年跃居国际前列，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西安事变”后，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日趋高涨，中日间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此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战争是硬碰硬的实力比拼，而不是靠着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蒋介石左右为难：这场战争暂时还不能打，但是又不能不打。
十年来风云突变，北伐胜利后，这个刚统一的国家正准备投入建设